后来，刘光庭对铜器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古代货币，真正下了一番功夫，作了系统研究，从贝币、布币、刀币直到铜钱，都能讲出来龙去脉。为了学习文物知识，他曾请教过天津口岸的铜器鉴定专家顾德威、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陈新城、上海文物鉴定专家陈佩芬等。
不仅铜器，对瓷器、字画、邮票等方面的知识，他也有兴趣，并自费订阅文物、考古等相关期刊。
刘光庭说，别人不懂可以，刑警得懂，一旦古墓被盗，你连什么是编钟、什么是鼎都不知道还怎么破案？没有识别能力，犯罪分子在你眼皮底下销赃，你什么也发现不了……
02
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经过一番酝酿，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标志性文件，等于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学生的狂热情绪被煽动起来了，正常秩序被打乱了，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去杭州请毛泽东回京，毛泽东表示暂时不想回去。刘少奇身为中共中央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能面对混乱局面撒手不管，于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学校派工作组（队）。
根据中央精神，天津市委逐级成立“文革”办公室，并从宣传部、组织部、党校、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抽调部分文化基础较高、语言表达能力强、讲话有号召力、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的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大专院校。
南开中学是周恩来的母校，由著名教育家张伯龄一手创办，是名校，也在派驻工作队之列。
刘光庭被抽调到“文革”办公室，参加工作队，具体负责南开中学高三年级某班工作。班里有个学生王×，运动初期曾经写信给天津市委，提出11条意见。工作队进驻学校后，学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学生说王×反市委，反市委就是反党，跃跃欲试要清算他的罪行。
有一天，午饭时王×不见了，大家谁也没在意。到了晚上，有人报告说，王×卧轨自杀了。
正在运动中，工作队进驻之后，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影响很大，社会上各种传言很多。
《刑侦前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人生开局（4）
天津市公安局一把手来了，问谁负责发生学生自杀那个班？刘光庭说，是我。局长问他事先掌握情况不，那个学生死前有哪些异常？刘光庭说，据了解，他性格比较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倒没发现他有什么反常表现。对刘光庭的回答，局长很不满意，便斥责道：“一个人自杀不是小事情，不可能没有异常反应。作为工作队员，不能尽职尽责，工作粗枝大叶，问题出现了还不知道怎样发生的，这种工作态度，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作为公安人员，刘光庭有双重身份，除了关注南开中学一个班，他还要“跑面”，负责收集几个学校“地、富、反、坏、右”的动态。这是一项秘密工作，不准带工作证，不准带笔记本，不准暴露身份，汇总上来的各方面情况全凭大脑记忆，好几千人啊，很难做到事事了如指掌。
刘光庭感到委屈，却又不能辩解，他与局长之间隔着好几层呢。局长对刘光庭反感，认为平时印象还不错，做了实际工作就不行了！
随着运动进一步发展，学生们的行为越来越偏激，他们想尽办法体罚老师，刘光庭内心反对，但不敢抗拒潮流，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天，一群学生把老师们集合起来，排成一溜，在烈日下曝晒。教师们个个满头大汗，蔫头耷脑，那个教历史的老师年岁有点大了，晃晃悠悠差点摔倒。刘光庭实在看不下去，想了个主意，他说：“同学们，叫他们往这儿站着，便宜他们了。咱们学校游泳池不是还没修完吗，该让他们多参加点劳动，好好改造改造！”学生们热烈响应，轰赶着教师们去劳动。可是，过了没几天，有的学生琢磨着不对劲，掉过头来糊刘光庭的大字报，说他是“小骂大帮忙”，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形势突然发生变化。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毫不客气地向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在他离开期间的工作进行严肃批评。
工作组呆不下去了，纷纷从各学校撤出。
为揭发工作队的“罪行”，一学生自杀之事又被翻出来。学生们多次冲击南开公安局。
出于安全考虑，局领导把刘光庭藏起来，不给他安排工作，最多让他帮助办公室接个电话，让他不要轻易出门。
03
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3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9次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两国关系紧张。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提出“备战备荒”口号。与之相应，在内陆山区大兴土木，建设“三线”，把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作，搬迁过去，构造战时指挥系统和生产系统。
这项“备战”工作，“文革”前已着手进行，“文革”中也未曾间断。1966年底，国内政治运动热火朝天，国际形势“空前紧张”，上边要求大城市疏散人口，免得打起仗来，措手不及。
天津ABC厂（其实厂名为数字代号，这里改用字母代称）是个印刷企业，却归属军工序列。该厂在山西长治市郊外的“三线”建设已具雏形，但尚未完全竣工。
那时办事有个规律，政策制定往往是从“需要”考虑，但实施政策时则不再考虑“实际”，而是下达指标。打击犯罪、惩治坏人、戴各类“帽子”如此，评选先进人物、英雄模范亦如此。这次的疏散城市人口，仍然按惯例操作。
ABC厂在搬迁之列。
上边把任务下达到市，市再下达到区和企业，区和企业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又要保持自身利益最大化，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
ABC厂搬迁可以，但不能全搬，只能搬一部分，理由是：搞“三线”只是备战，仗毕竟没打起来，“一线”的革命和生产也不能丢。
搬走一部分，完不成指标，怎么办？
《刑侦前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人生开局（5）
决定把ABC厂附近的洗衣店等服务性单位也随之搬迁。难道山西人连个洗衣店也不会开吗？干吗非要从城市往山里搬迁？如此决策，美其名曰“配套”、“服务三线”，实则是凑数。这个道理决策者心里明明白白，却非要唱高调；那些被搬迁的“服务”单位的员工心有怨言，但不敢有所表示，担心被扣上“反对伟大领袖最高指示”的罪名。
最高决策者对形势分析不管恰当与否，其决策不管是否正确，公正地说其出发点还是从战略考虑的。而到了下边，具体运作起来，就变成了利益关系的设置、摆布、分配与调整。这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尴尬。
让服务行业的员工随ABC厂一起搬迁，还是凑不足数，怎么办，再从已经决定留下来的人中选择搬迁对象吗？不大可行。留下来的人，可以分作两类，一是生产必不可少的人，二是掌权者的心肝宝贝，是他们的手足，从第一类人中动员搬迁，日后生产怎么办？打第二类人的主意，于心不忍，十指连心，咬哪个都心疼。
有人想出高招：统计一下，有哪些职工的配偶在外单位，动员他们也一起走，连同他们的子女，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这个主意不错，既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又解决了去“三线”职工的两地分居问题。
计划经济政企是一家，企业的想法只要符合党政领导的心思，他们会全面帮助企业做工作的，况且，1966年底的各级党政领导个个感到岌岌可危，哪个敢在落实“最高指示”上打折扣？
那些被动员的配偶，不管情愿与否，也都像粮店、理发店职工一样哪敢说个“不”字。
军工企业招工的时候政审关把得严，职工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没什么问题。公安局是国家专政机关，干警本人政治条件自不必说，找对象也要经组织把关，对配偶在政治、社会关系方面要求很高。
因此，军工企业与公安局通婚率较高。ABC厂是军工，南开公安分局干警与ABC厂职工结婚的有五六个人，刘光庭便是其中之一。
刘光庭的爱人被确定外迁对象，有关方面找到公安局，讲明政策，希望刘光庭能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随其妻一起迁往山西，加强祖国“三线”建设，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应有贡献。
刘光庭正处于被动，革命群众仍然对他不依不饶，非要揪出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不可，他不敢轻易走出公安局大门。这事，什么时候算一站？公安局领导也犯愁。ABC厂搬迁山西，刘光庭能随他们远走高飞，躲过这是非之地，对公安局，对刘光庭都是个解脱，可谓两全齐美。于是，这事就拍板了。
1966年11月25日，ABC厂正式搬迁。上级领导出席动员大会，并且讲了话。先讲世界形势大好，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再讲国内形势大好，文化大革命深入人心；接着讲加强“三线”建设，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具体安排时说，把洗衣店等服务性单位都一起搬过去，可见组织为你们想得多么周到；又说，在外单位的配偶，这次一起走，是为了照顾大家夫妻团聚，体现了组织上的一片苦心……
领导最后给去山西的人“戴高帽子”，说：“这次去山西，咱们是好人、好马、好设备，有问题的人，想去，组织还不批呢！”
不搬迁，刘光庭夫妻是团聚的。搬迁，虽然夫妻与子女团聚，却与父母亲、兄弟姊妹各奔东西了。
动员会在口号声中结束。
翌日，车队浩浩荡荡从天津起程。
从此，刘光庭的命运发生了大的转折。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二章 陷入困境（1）
新厂址在半山腰，把山炸掉一块，建了办公楼和几栋车间，但比起实际需要还远远不够用。厂领导组织职工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七字方针”，和泥打坯建造简易住房，凿窑洞当仓库，开山修路，把生活区与厂区连起来，再与厂外公路接通。山上没水，连吃的水都要从山下往上送，和泥打坯用的水都是用消防车运上去的。开山炸石下的药引子，都是手扶钢钎，手抡大锤打的眼儿。日常劳动主要用具是铁锨洋镐。人们累得东倒西歪，又吃不饱，心里有怨言，但没人敢说。领导说这是在“工业学大庆”，发扬“干打垒精神”。把苦力提升到政治高度，与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挂了钩，谁还敢说个不字？据说有人偷偷议论：别看土坯房，造价可不低，这是花买肉的钱做豆腐！领导大会批小会点，非要追查不可。
类似刘光庭这种身份，在ABC厂有个统一名称，叫“外带职工”。实践证明，让外带职工加入“三线”队伍这招儿实在是高！外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