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绶松《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１９６１年）
针砭时弊，论证古今，释愤抒情，嬉笑怒骂，内容之丰满，笔法之多样，都是前所末有的。就其深度和广度看，像这样的杂文，我以为可以看作一代“诗史”。
鲁迅的杂文，有锋利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有生动的历史记事，有形象的历史人物，也有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鲁迅杂文之所以成为“诗史”，也因为他在艺术上突出地运用了史笔，最善于生动形象地引据事实，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指陈时弊，论证古今，都是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徒枉空言”，所以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明力。
这种写法，最能“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也最能“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鲁迅论证古今，还有时采取漫谈历史知识的方式，貌似知识小品，其实也仍然是揭露现实。不仅是史笔，而且是史笔中的曲笔。
鲁迅论证古今，抨击现实，有时还采取考证历史的形式，这是一种新型的杂文形式。
鲁迅的杂文常常是充溢着情感的，有悲喜，有愤怒，有歌哭，抒情的成分极重。
史笔，加上诗情，这就形成了鲁迅杂文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郭预衡《鲁迅杂文——一代诗史》
《坟》虽然编成时间在后，但在鲁迅作品中位置却是最前，实际上已成为鲁迅作品的理论起点。在鲁迅晚年手定的各种著述目录中，《坟》均为第一书，位置在《呐喊》前，可见受重视的程度。《坟》之为“坟”，有埋葬过去之意。惟有封严封死过去，较高的能量才会自然积聚，在一定时机喷发而出。由《坟》而至《呐喊》（及《热风》）则由死而生……而由《呐喊》至《坟》，内在逻辑就分散了。
在鲁迅编成《坟》时，正是他思想和文体的过渡时期，完成了过渡，开创了新局。……杂文通过《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的衔接，从前期过渡到了后期。……而完成了过渡以后，出现了后期杂文的灿烂大观。
——张文江《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１９９４年）
相关评论名家论鲁迅杂文（3）
《热风》是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辑录的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年代写的随感录或短评。随感录在鲁迅多姿多色的杂文世界中，是风格卓异的简隽文体，是一枝独秀的奇葩。
鲁迅涉笔于这种文体，是一种更自觉的文体选择，是把他的思想家的锐敏与洞见力，把他艺术家的深厚积累与幽默天才，把他诗人的丰满情感贡献给了这种文体；只有他与这种文体一拍即合，才成为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一种文体的确立总是依赖于它的代表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完成的，鲁迅的文体选择正意味着一种新文体的创造，他收集于《热风》中的随感录虽可看出对古今中外相类文体的承传借鉴，但却以一股清新之气超逸于历史之上，而创格为一种新的现代杂文，成为现代杂文的光辉起点。
（随感录）在保持形制简短，自由活泼的统一风格下，其体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一事一议的随感体。……其次是格言体。……再次是寓言体。……最后是散文诗体。……
——李德尧《〈热风〉——在新旧思潮撞击中的文体选择与创格》（１９９２年）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曾经热气腾腾的北京新文苑，一时呈现一片寂寞的古战场景象。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由于爱到南方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鼓舞，北京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面。现实生活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锻炼了鲁迅，他跃马横枪，无畏地投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华盖集》及其“续编”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战斗历程。
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已经不是谈论文化侵略的时候，所以他（鲁迅）在《忽然想到》“十到十一”等杂文中，深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反帝斗争的认识和态度。
在思想战线上，《华盖集》及其续编始终贯穿着对“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斗争。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鲁迅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过这些“正人君子”的范围，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虽然不放过对陈西滢之流的揭露，但更多地注意到当时政治舞台上一些最有害的反动势力，如研究系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舆论。通过这些批判，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态度。
《华盖集》前半部，流露着封建势力猖獗、复古气氛浓厚，而新文化阵营却“星少力微”……只能进行“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从而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随着“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血腥的现实，激烈的斗争，已经不允许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暴风雨中彷徨，他像一只海燕似的，在暴风雨中进行英勇的搏击！这两本杂文就是他大革命时期的战斗记录，反映了他坚持战斗、坚持前进的硬骨头精神！
——王锦泉《论〈华盖集〉及其“续编”》
《三闲集》是鲁迅先生的第五本杂文集。所以命名为《三闲集》者，据他在序言里说，因为成仿吾先生“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他为“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所以就命名这本杂文集为《三闲集》了。《三闲集》里所辑的杂感，是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所写的散见于几种杂志刊物的，大半又都是对“革命文学”的讽刺和讥评。鲁迅先生从广东回到上海以后，正逢上海的“革命文学”摇旗呐喊之时。……“革命的文学家”虽然跃马挥刀，不可一世，碰到鲁迅先生的枪头，却是凶多吉少。……中国文坛，……善于讽刺的作家，鲁迅先生可谓首屈一指。他是身经百战，而且是老当益壮的战士。……在他的犀利辣毒的笔锋之下，也曾骂过腐旧的社会，也曾骂过政府，也曾骂过“革命”，不失为堂皇正大的血战，但是私人的琐事，不必一骂的细端，他有时也不肯放松。……一经他刻画出来，便另有风趣，依旧不失为很好的散文。……“唇红齿白”的“革命文学家”虽然抖擞精神，勇气百倍，毕竟是“唇红齿白”，还没有达到“世故很深”的地步，所以只好拖刀勒马了。
——厉厂樵《鲁迅的〈三闲集〉——读书散记之二》（１９３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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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时期，鲁迅正是抓住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的线索”，将“暖昧难解”的对象世界有序地纳入了一个逻辑化的图式中；也正是借助于这条线索，使他所坚持的阶级斗争一翼的文艺思想、叛逆携贰的立场与二极对立的思维格式完成了颇具逻辑统一性的同构。
阶级斗争话语的袭用还赋予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性、鲜明性。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已不允许鲁迅再“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而要求鲁迅跳出个人性的话语圈成为阶级的代言人、成为“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尽管勉为其难，然而鲁迅还是勉力地“遵命”了。于是，我们在《二心集》语言形式中，可以看到鲁迅的运思方式、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演变；其中，特别具有形式意义的是由充满悖论的语言形式向某种独断性文体的转换。
转换了的“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的角色使鲁迅的声音变得那么的肯定、强硬、不容置疑。……它要压倒一切，而绝不能被论敌所压倒；它要鼓舞士气，而绝不能动摇军心。由是促成了它的语言风格刀剑般的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势不可敌。
鲁迅对《二心集》型语言形式明快畅晓有余而“深刻性不够”之局限并非无所觉察，一度仍不得不用，乃是出于强化政治宣传功能的功利目的。一旦鲁迅颖悟“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一旦他不再现被“纯粹利用”、指派为“导师”一类的话语角色之后，潜在的美感定势便自然会引领他重新寻求个性化的深刻言说。
——张直心《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１９９７年）
《伪自由书》，是１９３３年１月底至５月中旬，鲁迅写给《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短评合集，共４３篇。这是鲁迅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写的第一本集中地讥评时事的杂文集，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异彩。它是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辩证统一的结晶，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和文学遗产。
《伪自由书》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点和战斗风格，具有强大的批判的武器的威力。
首先，《伪自由书》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尖锐的批判锋芒，鲁迅曾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论时事不留面子”。……
其次，《伪自由书》显示了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显微镜”、“透视镜”观察社会、分析事物的真知灼见。……
《伪自由书》的第三个思想特点是它的预见性。……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鲁迅做出了“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的科学诊断。不出所料，他总结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揭露的敌人五花八门的阴面战法，在此后的中国近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无不重演。历史是鲁迅深邃的政治远见的雄辩见证。
——刘中树《论〈伪自由书〉》（１９８１年）
《准风月谈》于１９３４年年底由兴中书局出版，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１日《北平新报》就发表了木山的《读鲁迅的〈准风月谈〉以后》，称赞道：“鲁迅的文章的老练尖刻，和论人的刮毒，只要看过他的文字，谁都不会加以否认的。尤其是这本书里，他把社会现象和文坛情形，就抓到他的笔下，从正面或侧面的方向，尽情批判，对人对事都观察得晶亮透澈，然后从他们的痛处，一针见血。用很平常的小事，射影到很大的问题。”这个评语是中肯的，证明当时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对鲁迅杂文的反响和理解是很敏锐，很深刻的。
——张梦阳《鲁迅杂文研究史概述》（１９８９年）
这是集１９３３年的杂文……并且还要三番四次的被“抽去几根骨头。”……作者写这些（文章），环境是万分恶劣的，到现在也是如此。
读了这些杂文，第一个感觉是多少事物，经鲁迅先生的用笔尖一挥，使“英雄”们的脸谱，也不得不显出它的丑恶，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个明确的概念，使我们很容易的看出这些事物的真和伪，善与恶。
鲁迅先生自来就是嫉恶如仇的。……向着黑暗的恶势力苦斗，揭发那种“吸血的蚊子”“嗡嗡嗡的苍蝇”的虚伪和欺骗，使他们丑态毕露。……
——白蓉《〈花边文学〉批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