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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长发和尚，头上系个铜箍，背后背着韦佗菩萨像，走三步拜一下，这样看了好几年，和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天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从不停歇。有一天，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样跪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在城里化缘，已经有七年了。”“您这样能盖得成庙吗？”陈立夫觉得真是天方夜谭。“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陈立夫还呆在那里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话，但和尚的精神却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立个志向才行。
没想到好多年后，陈立夫24岁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写论文，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弁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在山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而且山中大雾弥漫，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一时进退两难。
这时候，来了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就将他们领到自己庙中避雨。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尚没镀金，偏殿也才盖一半。
他俩换上干净的和尚衣服后，陈立夫才发现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问他：“您是否就是发心建庙的拜韦佗的和尚？”和尚很惊讶地回答：“是啊，施主为何动问？”陈立夫便将幼年时代二人碰过面的事说了出来，和尚很动感情地告诉他，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一席话，对陈立夫影响极大。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塾馆生活，虽然从他们后来的回忆看来，也不乏烂漫有趣，但总的来说，是呆板的，苦涩的，死气沉沉的书院生活。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由于保守派的抱残守缺，师资、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使这一蜕变的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现了以新的教育方式传授新的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而另一方面，在内地、在广大农村，教育领域依然是塾馆的一统天下，教书育人的事，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操纵在职业教书匠手里。那时，塾馆的教师，不是科举场上败落下来的秀才，就是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聊赖的书生。那么，正是在这些人毫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教育下，二陈兄弟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步履蹒跚，一下子就踩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封建酸腐味的知识领域，这些封建文化，对以后二陈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且无共同的语言与爱好。陈果夫上塾馆时，陈立夫尚一二岁，而当陈立夫读书时，陈果夫又远走湖南，弟弟只知遥远的湘江滨有个兄长，而哥哥也只是在家书中说些勉励弟弟努力学习的套语。因此，兄弟俩的感情只是血缘性的，他们各自在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堆里打滚，受着共同的旧式教育，对于二陈兄弟来说，塾馆生活，实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1）
湖州虽是个州城，但毕竟是个小城镇，当陈果夫兄弟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家乡的狭小、偏僻、闭塞与落后了，家乡日益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偌大欲望，也日益不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人生大舞台了，他们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
陈果夫13岁那年，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家，向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讲到上海的新式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讲到革命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讲到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在二陈兄弟的眼中，二叔陈其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与众不同的气质，那传奇色彩的经历，那出口不凡的语言，常常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陈其美在上海时，常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努力学习，不务虚名，总是强调知识的重要，告诫他们：“为一身为国家皆非学问不成。”并每每询问他们的功课。
回到家里，陈其美除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外，还要他们立下学习为救国的志向，他对陈果夫说：“尔当教尔弟妹，好好求学立志救国，不可教其将来为饭碗计而勤学。普通人教子弟当作如是想，吾辈当切戒之。凡存心谋个人者，即不足与谋，谋国须比谋一身为重，对于自己一身，但当勉其成为一有能力可以救国之人足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陈其美的话，深深打动了二陈幼小的心。他们把陈其美看成英雄，就像陈果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特别是陈果夫，他年纪大些，总喜欢缠着二叔给他讲外面的情况，他知道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如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反洋人的斗争，如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还有新式学堂，还有立宪、共和、救国等一些全新的名词。这一切都把他引入一个新的天地，他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且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实用，他必须去学习更多的有用的东西，以救国救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湖州没有这种新式的学堂，他必须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求学。
1904年年底，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三叔陈其采都回家过旧历年，合家团聚、十分热闹。家人在一起，自然也要谈到外面的新鲜事。陈其美高谈上海的革命情况，陈其采则大讲湖南的风土人情。因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正任职于湖南武备学堂，因此对湖南是津津乐道，其中特别谈到了湖南的学校，说那里的学校教学质量如何高，教学内容如何新。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3岁的陈果夫心动了。三叔对湖南的赞誉激起了他对美丽的三湘四水的向往。他即向家里提出了要到湖南读书的要求。
父亲陈其业也曾留学日本，他没有理由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母亲深明大义，并不反对，但对年幼的陈果夫远走湖南去读书，总不太放心。最后得听祖母的意见，祖母在这里是绝对的权威。祖母年纪虽大了，但思想很开明，当年儿子海外留学，她不反对，现在孙子外出，她当然也支持。但她一生笃信佛教，说是问了菩萨后才能决定。
对于祖母的话，大家都不敢违抗。大年初一，陈其美、陈其采便带着陈果夫去庙里求签。开始抽出一支来，签上的话却是坏的征兆。陈果夫心一下子全凉了，心想肯定去不成了。可陈其美说：“不要相信这些，把它烧掉，再抽一支。”在二叔的鼓励下，陈果夫再抽一支，却是吉利，便带回来给祖母看。祖母信以为真，说：“既然菩萨说好，那就跟三叔去吧！”这样，陈果夫便实现了到湖南读书的愿望。
1905年初，陈果夫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故乡，与三叔陈其采一起启程。“为谁流下潇湘去？”他们首先到了上海，陈果夫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既有高耸入云的洋楼，也有破烂不堪的民房；既有五彩缤纷、笔直宽阔的大马路，也有拥挤狭窄的小巷；有拉着小车、躬着腰艰难行走的中国人，也有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外国洋人。这强烈的对比，深深地刺激了陈果夫。
随后，陈果夫随三叔坐上长江轮船，逆流而上，入洞庭湖、进湘江，终于到了长沙，进入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学习。
近代的湖南，虽然深处内陆堂奥，却是个开风气的地区，戊戌维新时，这里是响应变法最热烈的地区，正是这个地区，培养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大批革命人才，有如群星灿烂，闪耀在三湘星空。省城长沙是一个文化气息很浓的城市，1904年，海关专员把这个城市的特征描述为“一个正规的大学城市”。
1902至1905年之间，就有好几十个学校建立起来，而且涌现了为数可观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并举办了女子教育。这里书院众多，学堂林立，文化气氛相当浓厚。陈果夫所在的明德学堂是最负盛名的，也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1903年由留学日本回国的湘潭贡生胡元和长沙绅士自由主义派的领袖龙璋开办。它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完全是西方的一套，所请教师都是外国人或曾留学国外的新派人士，如黄兴等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曾在明德学堂任过教席。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2）
陈果夫进校后，第一次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新的文化知识，他感到新奇、有趣。但由于以前没有任何基础，再加语言的障碍，最初一段时间，学起来十分吃力。但他想到父母的嘱托、二叔对他的企望，便下苦功，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学习上，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每天如此，坚持不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生活上习惯了，学习也赶上去了，成为班上的佼佼者。他后来回忆：“初进去时，言语不通，好像做了二三个月的哑子，过此才渐渐的听得懂，而且也能讲几句湖南话。暑假考试，得了第一名。有两位教员主张把我和第二名一位姓罗的同学，一道升入甲班，向胡监督请示了两次，终于答应了。我和姓罗的同学，在甲班只须读半年，就可毕业，总算跳了一年。”但世界上的事情并非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陈果夫虽然跳了级，但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在半年之内除了跟随班上同学一道上课外，还得将没上过的一年课程补上来。陈果夫身体不好，连天上课，课余时间也得十分紧张地补习，他虽然聪明，但超负荷的重压使他狼狈不堪。到毕业时，陈果夫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只在全班17名同学中名列第11，而且精神和身体受到不小的打击。对此，陈果夫深深感叹道：我因此认为，这种跳级的办法，做学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学校方面，也不应随便把学生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学业基础，大受影响。
小学毕业后，陈果夫再接再厉，准备投考明德学堂的中学班。但明德学堂对英文要求很高，而陈果夫在家乡时没有学过，只是来湖南后才从字母学起，所以英文成绩一直不好。为了升中学，陈果夫放弃了寒假休息，不仅没回家乡，连三叔那儿也没去，一人呆在学校补习英文。由于天气寒冷，他总倚在火炉边看书，这样竟将左眼伤了，以致左眼视力不如右眼，而且小了些。后来，陈果夫只好配上一副眼镜。但艰苦的努力却有了收获，他的英文程度大大提高，在升学考试中，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样，陈果夫在15岁时，进入明德学堂中学班学习。
进入中学后，陈果夫接触了大量科学知识，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