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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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 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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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私下谈起,也只好自认晦气。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武昌湖北省议会正式成立。这天,当上了书记长的陈诚好不得意,率领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全体成员、各处的正副处长、工作人员及第一批入团者,十分庄重地来到会场,由团长蒋介石亲自监视,进行了宣誓仪式。陈立夫心中酸溜溜的,但脸上却是强装笑容,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主意,在与蒋介石一起宣誓时,他的心中却另外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虽然没有当上三青团的书记长,但自己所掌握的CC派力量是雄厚的,可以指挥CC分子千方百计向三青团渗透,与陈诚比高低、争输赢,一旦将陈诚架空,三青团还愁不是他陈立夫的。    
    以后,二陈的CC派与陈诚的三青团争夺十分厉害,三青团企图取代CC派,CC派则从各方面攻击三青团,与之争地盘、争地位,并且有大批CC分子向三青团渗透,这一切当然使陈诚伤透了脑筋。不久,随着保卫武汉战事的紧张,陈诚没有太多精力放在三青团上面,便由朱家骅代理执掌团务。1940年9月,陈诚正式辞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一切重大事务概由朱家骅处理,这使陈立夫着实高兴了一阵,以为三青团大权正逐渐向他倾斜。但蒋介石并没有遂二陈的心意,以后,书记长又换成张治中,最后,竟传给了儿子蒋经国。这样,二陈只好望洋兴叹,从此,对三青团这一诱人的权柄,二陈再也没有力量去角逐,再也没有胆量去问鼎了。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1)

    陈立夫插手三青团的企图落空后,便一心一意经营中统局,他虽然不是中统局长,但局内的整个班底都是他过去特工总部的一套人马,陈立夫便暗中进行操纵,指挥这帮CC派特务干下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形成的。合作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所以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也日益显露出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还说:“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们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共产党斗争。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话心领神会,他觉得光在中央全会上讲反共,下面各级党部及一些国民党员不能领会精神,也不知怎样反共,必须制定一个反共的文件,拟定具体方法,发到国民党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动员整个国民党一起反共。因此,陈立夫向蒋介石献计,搞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到国民党基层党部,这个建议颇得蒋介石的赞许,他们通过商定后,将草拟文件的任务交给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办理。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闭门谢客,一人在家日夜思考、写作,不几天,便拟订了初稿,然后交陈立夫审阅,陈立夫看后,即带着徐恩曾一起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直接由陈立夫带回修改。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初稿一字一句进行斟酌、修改,完成后再呈蒋最后审定。这一次,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指示发出,这样,反共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便出笼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以绝密文件发至国民党各基层党部、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也转发,一直发到县级。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反共为主要内容,该文件称:“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尤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文件规定,各地民众和人民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要严格防制,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还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磨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如果有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等等。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制定与下发,实际上是国民党对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号召,要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紧防共、反共活动。    
    为了更好地发挥CC特务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陈经过商定,报蒋介石批准,开始在全国建立“党员调查网”,使之成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于是,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商界、军队中收罗了大批国民党员作为“调查网”成员,要他们在中统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谓调查,而且向他们交代,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共产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调查后,结果令二陈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调查材料中,告发国民党中贪污渎职的材料几乎占80%,揭露国民党中投降叛敌、汉奸嫌疑的占12%,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的不到10%。实指望通过调查搞到共产党的材料,为反共提供证据,谁知竟搞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头上,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不好下台,他们一方面将涉及国民党的材料处理掉,另一方面则大骂特务们不中用,要他们重新再搞。但调查去调查来,总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以后,二陈对“调查网”再也不感兴趣,经过商量后,决定放弃“调查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将最初准备对共产党使用的这张“网”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冷衙门。这样,一场调查共产党的闹剧刚刚开场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二陈专门把徐恩曾找去授机宜,明确告诉他,中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国民党内的贪污、投敌等问题。徐恩曾回来后也鹦鹉学舌地向特务们训示:“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    
    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反共,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反共活动却是始终存在。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2)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叫去,进行训示。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的各种办法。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入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    
    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反共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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