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提出“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号。一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运动蓬勃发展。
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首先是学生群起响应，他们联合湖南商务总会进行抵制，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并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约会等团体。学生商人互相鼓励，积极活动，长沙古城出现了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群众的爱国热潮深深地感染了陈果夫，他身上也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血，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但他平时不用什么美货，现在提倡国货，也不好怎么表现出来。他看到三叔陈其采买本国的三星牌香烟吸，说是为了抵制美货，不买美国品海牌香烟。陈果夫也学着去买中国香烟吸，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据他后来回忆，在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香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上了瘾，到戒的时候不习惯了好些天，但他仍旧认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除了学业、革命外，陈果夫在长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边，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时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东升的旭日。特别有兴味的是骑了三叔的马出去玩。他雄踞高头大马之上，摆出一副傲然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当了官，这时也想到了有朝一日，他也许会真的当上大官。
这种惬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现了新的转折。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到南京担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刚开始，他由于舍不得离开长沙、离开明德学堂，还想坚持读下去。但后来确实感到在长沙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不禁生出许多离愁来，越发想念家乡。他父亲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个在长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便与这位表叔同行回家。当他乘一艘煤船离开长沙时，不禁对这座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眷念之情。
回家后，陈果夫按父亲的意愿，原准备插入湖州中学二年级，但在该校的考试中竟未能被录取。这样，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儿就学。这次比较顺利，进入浙江旅宁公学读预科。但他在这所学校并没有呆多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学们的孤立。陈果夫刚上学不久，旅宁公学闹了一次学潮，学生因校方伙食开得太差而举行罢课，而陈果夫却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他认为学生应该吃苦，不能因为伙食差便闹学潮，他拒不参加罢课。他的举动使学生们十分气愤，有的学生指着他痛骂，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却一直坚持没有参加。据陈果夫回忆说：“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校方的表扬使学生对他更加反感，原来与他相好的同学也疏远了，陈果夫只能一个人“寂寞开无主”了。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3）
遭到学生们的孤立，使陈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在二叔陈其美的怂恿下，便匆匆离开了金陵这虎踞龙盘之地，来到了人间天堂的杭州，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学习军事。陈果夫对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进入陆小实在是受陈其美的影响。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推翻清王朝，纷纷在各地运动军队、会党举行起义，革命十分需要军事人才，陈其美希望陈果夫能成为这样的人才，以为革命服务。但陈果夫对这一类课程并不太用功，爱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书籍杂志。他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学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学》、《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是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4）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