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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民军扼守的米粮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清军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汉阳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也纷纷上前线杀敌。陈果夫将在汉阳的原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也拉上前线，配合大军战斗。陈果夫与陆中同学作战勇敢，奋力杀敌，一些同学先后牺牲，鲜血洒在了江城。26日，十里铺一线终被清军攻破。27日，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汉阳兵工厂也被清军占领，梅子山、龟山相继丢失，民军的精华已丧亡殆尽。在此情况下，只好退至武昌，汉阳终于为清军所占领。黄兴悲痛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惟一死耳！”想以死殉职，后在同志的力劝下退至武昌。
黄兴撤退至武昌后，连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认为武汉已连失汉口、汉阳两镇，武昌已成孤城，现在应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建立东南革命基地，到时再收复武汉。黎元洪赞同黄兴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表示反对。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当即拔刀而起，厉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守武昌。黄兴见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开完会后即乘轮离汉东下。
陈果夫认为黄兴的主张不无道理，在武汉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光复南京是挽救武汉危局、支持武汉首义的正确决策，可以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因此在谭人凤的支持下，也离汉东下。当他望着饱受战火洗礼的武汉时，那焦土余烟、断垣残壁似乎格外使他留恋。武汉是他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参加革命的第一站，那历历晴川，还回荡着他的呐喊，那萋萋芳草，也留下他奔走的足迹。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武汉的风光，便要离开了，但他又不得不离开。他要到南京去，他希望能亲自参加光复南京的起义，以南京的胜利解武汉之危。他是匆匆地来武汉的，现在又匆匆地离开了武汉。
第一部分沪上讨袁（1）
当陈果夫离开武昌，匆匆东下的时候，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地民军联合进攻下光复，他为没能赶上这一战斗而深为遗憾。这样，他干脆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陈其美根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便分配他去做接待工作，因为当时汉口、汉阳被清军占领后，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这些人来后，需要有人接待并安排适当工作。陈果夫接受任务后，便在上海望平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招待所，专门接待东下的革命党人。他态度和蔼，诚恳热情，每当有人来时，先安排住处，发给生活费用，然后弄清每个人的专长并征求其对工作的要求，最后才将他们介绍到军队及革命机关中去工作。这种接待工作并不如战场上的斗争轰轰烈烈，却十分麻烦、艰苦。陈果夫的细致工作，使从首义之区东下的革命党人来上海后如坐春风，感到十分温暖，都更加努力地去参加上海的革命，这对上海的光复起了很好的作用。11月3日，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同盟会发动工人、防营、会党举行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占领上海，起义取得胜利。在上海影响下，江苏、浙江也宣布独立，这就稳定了全国的形势。
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也就在这一年，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孙中山，陈果夫早就十分景仰，还在当学生时，就总是听他二叔陈其美讲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人物，说“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但却一直没有见到孙中山，亲睹伟人风采，更没有聆听孙中山的讲话。民国成立后的一天，陈果夫与一位同志到沪军都督府办事，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据他回忆：“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但此时的陈果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瘦小青年，孙中山不认识，他也不可能与孙中山谈话，只能是在一旁多看几眼这位伟人。
不久，陈果夫再次见到孙中山，并且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他说：这次见到孙中山，“是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本部。总理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分析批评，至为详尽。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后来陈果夫又多次见到孙中山并聆听训示。如有一次，听孙中山详细地讲解瑞士的地方自治制度；还有一年元旦，陈果夫和许多同志去给孙中山拜年，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恭喜发财”，然后又借题发挥，谈“大家发财”的民生主义，这些都令陈果夫难以忘记。他从孙中山的演讲中受到教育，也为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和人格所感动，因此，陈果夫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也日趋成熟。
民国成立后，整个社会一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刀枪入库了，于是有的去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入学校读书，有的要出国留学，似乎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这时，陈果夫原来所在的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已恢复正常学习，好多同学都返回学校，继续学业。陈果夫原也想复学，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他本来对军事兴趣不大，也就放弃了。不久，又有人建议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向往那产生过卢梭、伏尔泰、拿破仑的地方，那雄伟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那美丽的塞纳河，那神秘的巴黎圣母院，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决定到法国去。他收拾行装，告别亲友，欣然西行，但还没走出中国，肺病加重，法国之行也只好取消。这时的陈果夫心情坏极了，国家百废待举，极需人才，而自己却成了个废物。他认为“这是生平最难过的事”。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二叔陈其美给他很多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养病，待病愈后到美国去留学。陈果夫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希望。为了到美国留学，他决定先养好身体。1913年3月，他东渡日本，即进入东京杏云堂医院诊视，结果是心脏先天偏左，肺之左尖部分衰弱，便以注射法治疗，然后到海滨休养一月。此间陈果夫的游踪遍及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等城市各处的名胜古迹，还考察了一些工厂，阅读了日本一些工业管理书籍，精神上愉快了，身体逐渐好转。
他准备过段时期再去医院复查，如没什么大问题，便准备直接飞入美国留学。
但就在此时，陈果夫接到了陈其美的电函，告诉他，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国内震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非去袁不可”，正在各地兴师讨袁。
上海方面正积极准备，希望陈果夫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回国参战。陈果夫接电后，迅即离开日本回国。他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人生的历程又一次被改变。
第一部分沪上讨袁（2）
放弃留学，对陈果夫来讲，虽有过暂时的烦恼，但慢慢的，他对学习知识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探求学问不一定非到国外去不可，他后来在《生活回忆》一文中说：“经过三次失败，心里不免烦恼，后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到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的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可以长进。”当然，“一个人做到老，学不了。能够到国外去一趟，求一点学问回来，自然是好的，但留学是留学，总不能为留学而老死外国。我的留学机会虽然一一消失了，我的读书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低。我自己相信，只要这样继续不断地学，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比那远涉重洋，耗费大量金钱，去外国大学求得一纸文凭，或加上一个外国博士头衔，要实际得多”。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一知半解，这样，又怎样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订购各种杂志报章。如有一事不了解，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询问别人，总以求得了解为止”。再说，一个人“只要学问不断的上进，人家不见得不承认他已经具有的高深学识，比对于普通大学生或留学生也不见得不敬重呢。自强不息与自暴自弃，其结果相差如此之远，这在当时的我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来，向‘自求进步’的路上迈进”。
陈果夫回上海后，迅速投入反袁斗争。此时，袁世凯已凶相毕露，6月间，他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尉的职务，并派大军南下，发动反革命内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上海、江苏等地先后宣布独立，响应李烈钧，“二次革命”爆发。7月16日，陈其美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果夫积极参加了这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据他回忆：民国二年6月15日，我从日本回到上海，17日即和二叔英士先生商谈讨袁革命进行事宜。英士先生要我和任君合作招集军校同学，其关于经济事项，则和张静江先生商量，军事事项和蒋先生商量。从此每日从事于集合同学之接洽和招待。到6月底同学报到的达数十人……7月10日至12日，我和任君，住在蒋先生寓所，计划奋勇军的组织编制预算和人选……18日，我们出发到梅家弄，在某施医局里面成立奋勇军，共计200名左右，随即发给枪械。奋勇军设司令长和副司令长，由任君和我分别担任。
奋勇军成立后，陈果夫指挥这支军队，积极配合讨袁军作战，作出了很大努力。
“二次革命”上海方面的战事首先在龙华爆发，陈果夫率领的奋勇军与钮永键所指挥的松军别动队协同作战，向袁军所固守的西炮台发动攻击。战斗刚刚打响，一部分松军因未经过军事训练，陡闻枪声，便仓皇后退。在松军之后的奋勇军一看情况不佳，便临时自动地负起了督战的任务。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奋勇军皆持手枪，迫令后退的松军一律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