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总会出现谈论阶层或者谈论我们不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这样话题的机会。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主题，并且要听起来显得没有痛苦和愤怒。我害怕把自己的一部分向别人袒露出来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怜悯。
玛吉知道她的特权。她清楚她可以指望她父亲每月给她的津贴。对我而言，甚至连父亲这个词都是痛苦的。我的父亲有钱，但他没有脸。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不曾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的笔迹。（而且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的钱。）
玛吉父亲每个月寄来的支票保证了她在读大学期间用不着打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读书，打橄榄球。我的津贴要从每天清扫两小时的宿舍卫生间、每周清扫五天中来。我去干活时，看见玛吉在桌前学习或者去游泳池或者橄榄球场，有几个下午我非常嫉妒她的自由。
然而，在我用力刮下淋浴间瓷砖上最后一层棕色的污垢时，我的思绪可以自由驰骋。
不过玛吉不是个精英主义者，也不势利，也不是守财奴。她经常在谈到钱这个话题时感到不自在。她担心自己花钱的地方。她跟我谈到她觉得有负罪感，因为她会一个周末去滑雪花掉四十五块钱，而我却不能。有时她见到一名无家可归者讨点零钱，她会畏缩，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对她讲，她生来就有钱是她无法改变的，就如同我无法改变我生来就贫穷一样。我告诉她享受自己的机会。在开始意识到阶层差异后，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一个比那些无法享受阶层地位的妇女的声音更容易为社会听到的声音——去帮助启发人们对阶层差异的认识。
像那些只采蓝莓花蜜的蜜蜂一样，许多哈佛学生只品尝过一种花。我在哈佛是要带着他们朝那些他们从未造访过的果园舞动——那些果园里普通的三叶草在蓝莓旁边一起生长。
第二部分 从流浪儿到哈佛学子第16节 父母的周末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得打比尔神甫收容所的收费电话，而且只能在晚上7：00到10：00之间打。电话经常占线，我要打好几次才能接通。我会问：“伊丽莎白·萨默在吗？”一个说话声听起来有些像发疯或喝醉样子的男人便去叫她。我希望她在（不然我就会担心）。收费电话就在收容所休息室，在电视机和沙发边上，因此总是有很多嘈杂的背景声音。通常妈妈跟收容所里的人们在看篮球赛。她很密切地关心着那些运动员和得分情况。收费电话使用限时十分钟，因为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故而我们说话从来都很短。
我跟她通上话后，我很喜欢听她讲在收容所的朋友们的事情，讲乔安妮、詹姆斯和雷，讲跟他们出去喝上杯啤酒，或者和他们一起看体育比赛、吃甜麦圈等。我一直希望她能更多外出或者结交更多朋友。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做园艺、看书以及做她认为是关心我的事上。但她也不在意呆在家里，甚至独自一人。她总是喜欢自己陪伴自己，并且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用她理解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她。
她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就担心她是否呆在了朋友家。一天上午（我前一晚上打电话没有找到妈妈），我从柔软的床上坐起来，太阳从深色厚木框窗栏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电话铃响了，我睡意全消，接了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她有点累，因为她在邓肯甜麦圈店呆了一整夜没睡。她笑着这样说道，好像那是司空见惯的。由于收容所满了，她就去了那里。我突然之间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邓肯甜麦圈店产生了好感。有多少回那儿的清咖啡和橙色的塑料火车座使妈妈免于挨冻呢？
“父母的周末”是一个让父母们来探望他们刚离开家的孩子，同时看看他们的大学生活情况、他们的朋友、寝室和日常活动的机会。这个活动是在十一月初，这样互相思念的父母们和学生们就用不着等到感恩节才能团圆。
“父母的周末”那个星期五，我早上9：00在火车站接妈妈。她带着很多很重的包，因为比尔神甫收容所白天不让她把东西放在那儿。她曾经花了十九块钱买了辆带轮子的推车——可是用了一个星期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她只好回去把包背在背上。我帮她拿着包穿过忙碌的哈佛广场。她看起来很开心，但有点疲惫，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四处散落着。我跟她说她可以把那些包放在我寝室里，这样就用不着到处背着了。“哦，谢谢你。”她说道，仿佛那是可以享受的特权。
从我在T形车站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她背着那些粗呢背包，穿着好几层衣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我的“父母的周末”跟别人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把那些包一放下来，妈妈就拿出几星期前我给她的那份关于“父母的周末”的小册子。
那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可我只能让妈妈独自去参加父母亲们的活动，因为那天下午5：00前我还要交一篇议论文写作课的论文，这是我每个星期五都要做的。“我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报告会。”她说。她期望我会和她一起去，可我得写完我的论文。她说不介意自己去，可我感到很难过。我憎恨那些有两个家长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家长和一个继父母的学生——他们可以互相关心。虽然我对妈妈的到访感到非常高兴，但我感到那是一个负担，因为我必须肯定她很开心，一直有事情可做。到了一天结束，交掉了论文，我是那样恼怒，我只想她快点离开，可她想要留下来。看到所有的室友们跟他们完满的家人，在分别以后因为见到了父母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名一年级哈佛新生，小学时就和父母一起从伊朗移民过来，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当作非法外国移民。他对新生的“父母的周末”这样评论：“这是所有我们这些来自残缺不全家庭的孩子观看完满家庭成员四处走动的一个时机。”
对我自己，我添加并做正常运转的事情，诸如买衣服、上课、应邀外出吃晚饭，等等。可我无法那样跟妈妈联系起来。我感到筋疲力尽，十分愤怒。跟通常发生的那样，这种愤怒因为我对妈妈的无礼而显露出来。她无法明白我为何在大学过得不好。我是那样愤懑、尴尬和伤心。我想把妈妈推开，忽略她，假装她不存在。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对它觉得无比内疚。我只想在床上蜷缩成一只球，假装这整个的哈佛世界不存在，我因游泳而导致的头痛是真的，与对不公平的愤怒和恶心没关系。
我交掉论文后她很快就得走了，并且无法跟我一起吃晚饭庆祝我的生日，因为她必须在晚上6：30到收容所登记以便那晚有张床睡。在“父母的周末”这天把妈妈送回到收容所去，我感到是十分可怕的错误。我觉得我应该叫她跟我一起睡在哈佛大学，但我无法这样做。我不知道跟我的室友和她们的父母该说什么——他们都住酒店——如果他们回来看到我妈妈睡在公共房间的话。我对哈佛痛恨无比。我觉得好像“他们”创造了这一切的情形就是为了嘲弄我，那是种邪恶而残酷的炫耀。
第三部分 睡在露天第17节 睡在露天（1）
“可怜的黛安娜。”夜里玛吉会躺在床上喃喃自语，“我偷走了她的室友。”玛吉和其他室友把黛安娜称为我们的荣誉室友，因为她们都那么喜欢她。黛安娜周末经常会来哈佛。我们两个会在我床上两头睡，她的脚在我头边上，我的脚在她头旁边。她是个很疯很有趣的女孩子。我的室友们看得出我对她的感情，我在她身边有多么开心。
一天黛安娜和我在哈佛广场上玩滑板。黛安娜的滑板撞上了人行道拐弯处，飞了起来，掉到了一名画家放在鹅卵石地上的画上。滑板打破了一幅镶在玻璃镜框里的画，画面上是一个微笑着的太阳，散射出橙黄色的吓人的长发绺一样的光芒。画家对着犯了罪的滑板做了个鬼脸。不过我说了我愿意赔那幅画和镜框后，他很高兴。打那以后，我只在夜里玩滑板，那时候街上昏暗而宁静，空无一人。
在这样的夜晚，我被滑板撞击路面的响声激发了活力，也很高兴摆脱韦尔德楼和冷清的科学中心那种乏味。
我带着滑板来到外面，我是自由的，我的滑动迅疾而无拘无束。光滑的黑色马路，倾斜的水泥起伏，我的双眼跟随着白天把汽车整齐地分在两侧的黄色隔离线。此刻，在凌晨，只偶然有汽车前灯从荒凉的昏黑中出现。我不理会那条黄线，滑板发热的小轮子滑过又滑回那条油漆的分隔线。我在黑暗而光滑的马路上曲折滑出大大的圆圈来增加动力。这里没人来观看我的愉悦，而那样很好。
不过，有些夜晚，黛安娜会跟我一起来。我们两个都虔诚地相互沉默着，沿着马萨诸塞大道滑行。我宁愿自由自在也不会考虑安全问题，那时我边这样想，边回想着自己盯着白色墙壁和干净的宿舍房间角落时所感觉到的那种沉闷的慌乱。
在哈佛，我经常需要听到滑板轮子在人行道上急速擦过的声音，剧烈的风在耳边飞快地刮过。我想在白天玩滑板，可是白天要滑滑板是不可能的，马路上那么拥挤。我是名滑板手，但只是在夜里滑。大学里玩滑板的一些人大多数拿着——而不是骑着——他们的昂贵崭新的滑板。我喜欢在夜里滑过哈佛园平坦的地方，在交叉十字形的人行道上越滑越快。有时候我会在韦德纳图书馆前那块光滑的场地上练几个我会的动作。我会玩凌空飞旋——跳起来把滑板在脚下旋转一百八十度然后着地时又站回滑板上——还有双飞——滑板和人一起跳到空中，然后滑板掉下来时人又站回滑板上。我的滑板技术从来没有提高到能玩更需要技巧的踢腿双飞和轨道滑，我的滑板朋友戴夫玩这个很溜。
11月下旬，天气更冷了，白天也更灰暗。校园里人一下子多出来一倍，因为哈佛—耶鲁对抗赛的缘故，可我并没有卷入到那节日氛围中去。我已经花了三个月时间，挣扎着要在这个无法抵挡的气氛中找到一个地方，并时刻准备着逃离哈佛。在我脑海深处始终想着妈妈住在收容所里，而我却生活得如此自由——为了自由——住在舒适的大学宿舍里。我感到没有人会理解。我试着要把不可调和的现实紧紧抓住，我的大脑却一直处在紧张之中。那紧张不断增加，我却没有意识到。那个周末的一个晚上，我开始哭起来。大家都走开，别安慰我，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不值得大家在我身边。我为什么在这儿？
我的功课经常没做完，因为我一直在忙着社交、调整，经常写日记。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期望太高了。哈佛大学（某个人在某处——我想像着一个有钱的捐助人坐在他温暖舒适的家里在写支票——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原谅；我害怕这个人会发现他在我身上犯了个错误）为了让我在这里而支付一大笔钱，我的回应却是课程不及格或者交出去平平的功课。有次我提到自己担心天文学课会不及格，一名怀着好意的熟人说道：“别担心，他们不会把你开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