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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道：
哈佛摔跤队有三类目标。最可触摸到的目标是赢得比赛。
另外还有两个主要目标，跟第一个目标不仅不相对，而且是互补的。哈佛摔跤队员的第二个目标是每个队员要努力变得自律，在追求个人在技能、忍耐、力量和心理态度等方面的进步时决不妥协，坚持不懈。
第三个目标是整个团队要支持每一名成员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和对摔跤队目标的贡献。“队员们要一起工作、互相教育”意思是在个人目标出现矛盾时要坦诚地说出和互相交流，要承认矛盾并找出解决办法。“支持”意思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口头鼓励、身体的紧张和专注促动每名队员增加输出和准确性。“团队”意思是理解，当一名队员某一天情绪不好或者累了的时候要理解，并帮助他或她渡过难关，不用负面言语或行为压制别人，而是去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所有这三个目标是互相依赖的。为了让全队一起训练得好，互相取得成绩，每个队员必须从内心驱动自己竭尽全力投入到训练中去。对追求个人目标的每个个体，他们需要队员的支持和尊重。为了让摔跤队实现赢得比赛和锦标赛的有形目标，后面的两个目标必须得到承认并有效。
我给教练交了目标计划的第二天，训练完后他招手把我叫过去。“我看了你写的东西，谢谢你。那是在我整个摔跤生涯中看过的最感人的东西。我哭了。”耶！我想喊，我的脑海在欣喜地跳上跳下。
我们两个都在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不应该哭或者承认哭的——然而他很坚强地哭了，并且把这告诉了我。
他问：“我可以把这里面的几部分读给全队听吗？你写出了我对哈佛摔跤队的梦想……准确无误地。我希望有更多的队员理解你写的东西。有时候我也很无助。他们不反省，他们不听话，不互相帮助。”我要他在路上的时候念给他们听，因为，即使他不会说出写的人的名字，我也担心自己在场的话会脸红的。不过我很高兴他会分享它。很多教练在跟队员们谈到其他和赢得比赛一样重要的目标时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由于我没有经验或体力跟男子I级摔跤运动员比赛，我只得去寻找自己比赛的机会。美国摔跤联盟是个全国性的自由式摔跤组织，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在全国举行很多锦标赛。离哈佛最近的女子锦标赛在纽约举行。大二时，我只出得起参加两次锦标赛的钱。大三时，在我们一年一度的摔跤队宴会上，几个队员的母亲建议我向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经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从拉德克里夫、哈佛本科生委员会、拉德克里夫学生协会得到了经费。每年的经费超过了两千元，用于购买装备，作为旅费、住宿费、餐费和参赛费用。这笔费用足够用来参加主要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了，每年七到十次比赛。我去参加过在纽约、密歇根、亚里桑纳和佛罗里达等地举行的锦标赛。我的成绩不错，跟其他女运动员摔跤获得了许多经验。参加全国性比赛是我高中时起就有的梦想。大三那年，在全国比赛前两周我的手骨折了。但大四那年我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的女子全国锦标赛。
在那个赛季的目标计划里，我写道，自己想要在全国锦标赛中进入前六名。我获得了第六名。尽管我感到自己本可以摔得更好，不过我很高兴实现了目标，尤其是当我回想起那所有的感情起伏、体力训练，以及为获得经费去参加比赛而投入的努力的时候。
在达到我的目标后的那个星期的一天上午，我跟教练连续对练。我采取胸位和头位让双臂探到他腋窝下绕到他背后。一旦我得到了一个下勾，我可以用这样的杠杆把他扔到任意位置。当然，教练比我强壮得多、魁梧得多，因此他只用出足够的抵抗力，让我要使出全力才能控制住他。然后他反击，重新控制我。这样我们来了几个回合。因为我感到得到了他的信任和珍视，我训练得很狠，投入很深，使出尽可能大的推力。我来回连续摔打，头在他脖子两侧游走。我从教练的棉T恤上感觉到他强健而在缩动的肌肉。连续摔打就像游动进他的身体，游进一种对彼此关系的新的理解。
第四部分 毕业第25节 与父亲相会（1）
我跪在大二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克里丝蒂一年多前给我写的一封信。她是妈妈的女儿，我的同母异父姐姐。信里有我亲生父亲的地址。信上满是脏污，皱巴巴的，在床下靠墙边。克里丝蒂在俄勒冈法院工作，我父亲是那里的法官。一年前，她曾问我要不要他工作的地址，我说，好的。或许有一天我会给他写信。不过我还没有写过。
上高中时，记者们为了写出一个好的报道，曾经问我：“你会去找你父亲吗？”这个问题让我很失落。不认我这个女儿是他的选择。我四岁时，妈妈曾经给他去过一封信，寄过几张照片。可他从来没有回过信。我对跟这样一个人见面毫无欲望。但是报纸和电视片段总是用这样的话结束：“萝拉莉的下一个计划是找到她父亲。”或者是我“有另一个追求：去跟（我）父亲联系。”
到我上了大学后，我的想法稍微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依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去写信给他或去认识他，但我脑海里有一个头发花白六十多岁老人的形象，他每天都在老去。要是他突然去世，而我却从未联系过他，那会怎样呢？我对那个曾经给了我一半基因的人产生了一点隐约的好奇。我知道自己放弃了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的话会后悔的。
我从尘埃中找出了姐姐的信，并且意识到——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说出十全十美的话。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话要对他说。
我在桌子前坐下，拿出一张白纸，一张小纸片，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要写。我写了简短的三段话，一份简短的自传。
亲爱的罗伯特·摩根：
你好！我是你女儿，不论这个关系意味着什么。我猜想我的确无法从你那儿要或指望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我从未见过你的照片，我对你一无所知。
我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对知道我不是件重要的事。嗯……我参加这里的大学摔跤队。那很有意思，我认为是最好的运动。
不管怎样，随信附上我一年前拍的一张照片。我的同屋是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拍的这张照片）。
要是你想回信什么的，我的学校地址是
——亚当斯邮件中心
剑桥 马萨诸塞州 02138…7520
诚挚的，
萝拉莉·萨默
1996年1月28日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似乎没法写得更好）
（要是你回信，我会很高兴寄更多的照片并作说明）
我那冷淡的笔调掩盖了内容的重要性。我并不指望从那儿会有什么发生。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信。我不想关心。
我用花朵和星星图案的墨水图章装饰好了信纸，把信和照片放进信封，封好口。我没有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因为我不想任何人，包括他，来猜测信是谁写来的。我不希望他还没拆信就把它扔出去。
我想知道他会有多么惊讶。他曾经想起过我吗？
我的同班同学互相讲着他们的父母是怎样认识的，在哈佛，或许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堆栈里。讲有关何时我们每个人在父亲的眼里变成了宝贝星星以外的什么。我那位古怪朋友约翰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举行了一个聚会，纪念他妈妈受孕怀上他的日子。不过我被受孕怀上涉及到矛盾、伤心、误会以及两个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那故事里一定会有做爱，可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妈妈那儿听到的部分。
我上哈佛的第一年，深夜在一间昏暗的宿舍里，人们随着柔美的音乐跳舞，进入了最佳状态。“我父亲也跳这些非洲舞蹈。”阿本娜说，“他看上去很滑稽。”奈伊玛接口说：“我觉得跳舞时，所有的父亲看上去都傻傻的。”其他人模仿着她们父亲笨拙、过时的舞步。他们笑着，而我则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告诉自己，父亲不想知道我对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无法接受他对我的否认。他从不知道我。被一个陌生人拒之门外伤害要小些。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的生活，因此我无法真正地去想念它。我的生活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完整。
小的时候，我有时试着要把东西整齐地放进盒子里，把盖子盖上封好。有一星期左右时间，在把两只袜子放进洗衣篮里前我会强迫性地把它们卷成一个小球，一分钟也不会把我取下的耳环之类放在梳妆台上，我会赶快把它们放进首饰盒。首饰盒是只木头盒子。打开时盒子会发出音乐声，一个穿着粉红色芭蕾短裙的芭蕾舞女娃娃开始跳舞旋转。我盖上后，芭蕾娃娃就躲回去不见了，我的耳环在里面很安全。如果我把它们放在梳妆台上（我经常那样做），纸头会堆上去，它们躺在下面，没人发现，然后会被扫进垃圾畚箕，倒进垃圾袋，扔出我房间。那些耳环就像我的生活的样子：被丢失，失去人们和东西。
我想知道我父亲是否是虚构的，他是否丢失了，被扫进了某人的畚箕。也许妈妈失去了他，是因为她没有一只可以装他的盒子，事实上，这个故事里的惟一的盒子是那个孩子抚养案，在案子里，我父亲放弃了父女关系。
十二岁时我想当一名模特儿，就像许多女孩子在那个年纪做的那样，我参加了由一家杂志赞助的模特比赛，想赢取一个“塑造模特儿”奖。我填了几十份参赛表格，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邮票和色彩鲜艳的大信封上了，希望这些信封在抽签时会被抽中。我对着镜子做表情，训练当模特儿。放开的脸，好玩的脸，严肃的脸，带着全美微笑的脸等。我厌倦了做这个后，我变得很傻，把脸上的各部分都往内收，舌头伸出来，或者睁大眼睛，用手指把嘴角朝外拉。接着我回盯着镜子看一会儿，试着想像出我父亲的样子。我会记下我所有跟妈妈相像的地方，然后眯起双眼，想像妈妈的特征被擦掉了，这样我就可以幻想那一定是我父亲的样子。
高中时，妈妈和我跟另一家合住一套公寓。那家有台电视。一天我站在那儿看一个重金属乐队“毒药”的录像片。我被乐队领唱布莱特·迈克尔迷住了。他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一条红色大手帕扎在头上。
妈妈走过，停下了脚步，说道：“他让我想起了你父亲。”那以后我开始审问妈妈：为什么？他们看上去怎么个像法？
妈妈不耐烦起来，说道：“噢，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彼此相像。”
我对他一无所知，除了几点非个人的情况：他比妈妈大几岁，他有灰白的头发，他是名法官，他住在俄勒冈。我非常珍惜这不多几个事实，把它们当做得到的奖品，跟我有关的一些碎片把我和那个不知道的人联系了起来。可是即使用上了充满精力的想像，我也很难把他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