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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朋友的事。他是哈佛第一位公开变性的人。我不肯定他回信会怎样说。我知道他思想很开放，不过我对他其实是那样的超前思维十分惊讶。他回信说他认为我朋友非常有勇气。他自己曾经担任过几名变性人的代理律师。我感到很自豪，我父亲对各种不同种类的人是那么令人崇拜地开放。
我们互相通信几个月后，父亲写信说他觉得签上鲍伯这个名字很尴尬。他的感觉还远不至此。我回信告诉他他可以落款写爸爸。对我那是个解脱，因为称呼我父亲鲍伯感觉很怪。因此从那以后我就称他爸爸。
第四部分 毕业第27节 与父亲相会（3）
不久以后，我在四月下旬要到俄勒冈的本德，参加在那儿举行的俄勒冈收容所网络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于是我做了计划，趁在那儿的时候跟我父亲共进午餐。
我出发那天上午，妈妈坚持要六点钟到地铁站跟我碰头，帮我拿行李，换三辆地铁然后换乘一辆公交车送我到机场。也许，妈妈给我送行，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看父亲这件事在某些方面跟她也有关系，这对她很重要。
在去参加大会的飞机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腿。我认为它们很粗，肌肉很发达。我对它们很自豪。十几岁时，我会告诉妈妈：“我要有橄榄球运动员的腿，跟布鲁斯那样。”布鲁斯是我崇拜的一个表兄，我崇拜他的力气、和善和激情。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兄，因为，甚至我还是小孩子时，他总是看上去很认真地对待我，用清澈专心的眼睛看着我。
“不，你不行。”我说这话时妈妈笑起来，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要傻了。可是我看着双腿时，我仍然相信它们是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在飞机上睡着了，在梦里我的表兄布鲁斯抱着我。我是他夹在胳膊下的一只橄榄球。他把我安全地紧紧地抱在他温暖的腋窝里，用胳膊肘夹紧着。他跑啊跑啊跑过简姨妈家旁边的绿草地。他的双腿很粗，肌肉发达，有硬硬的突起的肌肉。他的双腿像树干一样坚实，它们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醒过来，擦着眼睛，朝窗外看去，看到我们正在着落。往下看着那些点缀着俄勒冈松树的山，还有绿色农场的正方形形状，我想起了梦里的绿色田野，想起了布鲁斯在跑啊跑。我回想起被紧紧地抱着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同时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在想跟父亲见面时，他会不会紧紧地抱我，给我安全。
我穿着跟同屋维罗妮卡借的无袖夏裙，在开会的度假村的大堂里等候着。裙子上印着红色和黑色的六十年代花的图案。我父亲和多恩开车来本德见我，离他们家有三小时的路程。
我紧张地等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四下走动，从酒店前台上拿粒薄荷糖，然后又坐回去。不久，一名穿着牛仔短裤和无袖汗衫、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妇女出现在大堂进口，开始在大堂里四下寻找起来。我从父亲寄给我的照片里认出她是我继母多恩。她大概有五英尺三英寸高，留着齐肩棕色头发，突出部分呈金色。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健康和运动的气息。我站了起来，她问：“萝拉莉？”
“多恩？”她微笑了，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健康的拥抱。
“你父亲在外面。”她说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等不及要来见你。”
我们走出去，来到明亮温暖的阳光里。他看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矮小。他穿着蓝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和一件淡蓝的马球衬衫。他的头发在阳光里闪着白光，熠熠生辉。他紧张地站在那儿，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站在脚后跟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的脸发着红晕。他拉过我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朝汽车走去，他不停地看着我，笑着，仿佛在向自己确定我真的在那儿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可以感觉到耳朵里的血在流。他看见我的笑容，整个世界似乎都停下不动了。他又拥抱了我，在我耳边低语道：“我喜欢你的耳环。”他看着我每个耳朵上穿的四个孔，耳轮上戴着的一排人造钻石耳环。
跟我爸爸和多恩谈话很轻松。他们让我感到很舒服，是很好的听众。爸爸送给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贴纸。他给我表时很紧张，因为他不想让我认为他在试着买下我的爱。他只是真的想送给我某样东西——某个表示他爱我的象征。爸爸和多恩不住地跟我说我是多么出色多么特别，他们多么爱我。我不习惯这么多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开始时感到很奇怪。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诚，我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的。我爸爸当着面跟他在信里的是一样的人——周到、善良、乐观。
第二年夏，我去住在他俄勒冈的家里。既然我们正在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处得这么好，我们谁都不想浪费时间。我希望去真正地了解我父亲。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是在下午到的。我一放下行李包，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在房子周围走走。他领着我走蜿蜒的小路，穿过他家四周的树林，指着各种树和鸟（他可以区分出五十多种不同的鸟叫声），带着我走过架在几座潺潺流动的小溪河床上的独木桥——又走出树林，来到更大的养着鸭子的池塘。那一切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那些书，像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小说里，那些有钱的求婚者住在有“地皮”、有郁郁葱葱的花园以及可以走上几小时的小路的家里。他握着我的手，揉压着。
有那么多年，他是个童话故事，是个幻想中的人物。因而当我见到了父亲，他除了非常理想外，还能是怎样呢？我无法不爱他，这是很自然不过的。
爸爸和我会一清早就去工作，在天空露出晨曦，早晨的鸟儿开始鸣叫后。可是此刻是早晨2：00，我因失眠而躺在那儿醒着。失眠是父母遗传给我的。
我听见父亲朝厨房走去的脚步声，对他的习惯感到安慰。他跟我一样，在半夜醒来，想吃冰淇淋、麦片或者也许是花生酱。那是我们都有的弱点。我听见厨房碗橱的吱吱声，麦片盒拉出来了。我想像着父亲穿着浴衣，打开蜡纸麦片袋，麦片吱啦地倒进了陶瓷碗里。我思忖着生命的神秘和遗传的力量。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非常相像——不仅仅是外表像（尽管很多人都说我们看上去非常像彼此）。我看上去最像爸爸和他的长女托妮娅。我们都有深陷的眼睛和很浓的眉毛，下巴线也一样。
父亲和我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两个都喜欢锻炼，喜欢体育运动。父亲在大学踢足球。那个夏天，他每周游泳两次。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出去骑自行车。有时候他跟继子亚伦和艾利克一起打网球或篮球。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总是喜欢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摔跤等体育运动的部分理由。
我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人。父亲相信自己当律师的能力，有个非常成功的职业。我一直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完成承担的任何任务。
父亲和我都是非常感情型的人。我们经常哭泣。
我真是吃惊——我没有料到跟他那样地相像。也许我更像他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受人影响要不去像他。假若我是由他养大的话，我可能会叛逆，在青春期和成人阶段会让自己不同于他——来形成自己的反身份。
倒过来，也许因为不知道自己父亲，我可能无意识地努力去成为（或者成为像）他，以便去重新拥有他或者获得他。我在学校里可能非常用功，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我知道他是名成功、富有的律师。也许因为没有父亲，我努力争取获得自己缺乏的关注，努力变得值得关注和赞同，不被抛弃。也许那就是驱策我前进的动力。
夏季我在俄勒冈找到一份工作。上班的第一天，早晨六点钟他来到我房间，把一杯浓咖啡塞到我还处于睡眠状态的手里。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只意识到咖啡那温暖的浓香，以及父亲俯视着我的笑脸。“早上好！”他说道，然后安静地走出了房间，带上了门，让热气腾腾的咖啡粒子轻柔地爱抚着我的脸和感觉，让我完全清醒。
另一个早晨，他坐在我床沿上，隔着床罩揉着我的脚底。“宝贝，你醒了吗？”他问道。
“嗯，是的。”我回答道，边用手揉着双眼，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心里希望每天早晨父亲都能揉着我的脚趾弄醒我。
那个夏天，父亲和我每天早晨都开着他那辆棕色的小丰田卡车去工作。卡车已经行驶了超过三十万公里，可他仍然每天开着去上班，虽然他还有其他五辆车，包括一辆新一点的卡车、两辆SUV越野车和一辆1980年产的莫里斯汽车制造厂出的敞篷车。他曾驾着这辆敞篷车开遍这个国家。我们坐的这辆卡车是他最喜欢的，他会一直开到它的引擎发出劈啪声直至报废，它所有的零部件都掉落下来，到它再无法开。
父亲节那天，我给他买了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辆棕色小卡车，下面写着“生活真美好”几个字。——因为这是他喜欢说的话，有时候在信尾这样写：我爱你，萝拉莉，你开心我就开心——你在一千个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生活真美好——永远爱你，你的爸爸，或者当他坐在毛伊岛（那里有他的第二个家）海滩上他那张经常坐的椅子里时会这样说。
那个夏天，有时候我星期五不上班，便会跟爸爸到他办公室去。我们从法院的后楼梯走上去，走过过道，经过其他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身边，父亲会自豪地介绍我是他女儿。
他的办公室在法院的最里面——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充满阳光，里面有张橡树办公桌。他坐下来查看那天的案子，我则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他递给我一只上面刻着他名字罗伯特·J·摩根的木头纸夹笔记板。他见我坐在椅子里，在笔记板上写东西，微笑着说：“你喜欢那笔记板吗？你可以拿去。我从不用它。”他不会知道拥有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这块笔记板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个名字，我知道了那么久，也想过了那么久，但却不知道名字背后的那个人。而现在我拥有了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的这个坚固的东西——这是个证据，我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他了解我，爱我。打那以后，我一直用那块笔记板，甚至有一次搬家时上面的弹簧断了以后还在用。
跟父亲的见面就好像十九岁时获得了重生。我带着要了解要去充满的往日生活，重生为父亲的女儿。对我们彼此意味着赎回：他作为父亲被赎回，我作为女儿被赎回。我们交流的每一刻彼此都意识到这点。一个令人惊异的第二次机会，他在六十岁重生，我在十九岁重生。
夏天早晨我们在路上时，父亲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新家的历史……
1937年2月，父亲第二个生日过了两个月，他就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