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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５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９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９月３０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现在有人传说会议的警卫工作有特殊安排。
没有，会场的警卫工作方面没有表现出特殊情况。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１９７５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共商对策
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将江青的谈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为此我相信，汪东兴也是反对“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据我所知，纪登奎不了解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１０月２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１０月３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还怪我经常看手表。江青讽刺我说：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３日或４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吴忠还告诉我说，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吴忠是解放战争时期杨勇、苏振华纵队的旅长。苏振华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最后，吴忠提出，对部队的调动、使用，有严格规定，哪怕是动用一个连，过去都要经军委报毛主席批准。所以动用部队，向上请示的问题需要解决。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当时陈锡联家修房子，他搬在老匈牙利大使馆的房子住。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１９７１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１９７１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１０月６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可能是１０月４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我也认为江青是在试探华国锋，看华国锋是否同意她乘坐专列到外地去。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安排江青去石家庄的事情，我交给了曾任二七车辆厂的党委书记、后任市委秘书长的周家鼎去办。周家鼎做过贺龙和周总理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周总理已上床休息而把江青送给总理的一个文件压了一下，就被不可一世的江青说成“靠不住”。周总理当时为了保护周家鼎，将他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任党委书记。这情况是我从汪东兴那里知道的。我后来提出要调周家鼎到市委任秘书长，周总理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同意了。周家鼎向我汇报了江青到石家庄的情况。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１０月３日、４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华国锋要求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在这段时间中，我与吴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就像按住了人的脉搏，随时掌握着北京市的一切变化情况。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的５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我们俩当时正好前后脚，我的汽车出华国锋家，他的汽车进华国锋家，是他建议华国锋再请我回来共同商量的。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