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
最后，通过讨论，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策：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中国也确实再耽误不起了。这时的美国有科研人员１２０多万，苏联有９０多万，中国只有２０多万，而且还良莠不齐。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２０年。就是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恐怕追赶不及。
１９６６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迟，随后停止招生达６年之久。１９７２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荐选拔的办法，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备，这给大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讨论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有同志提出来，当年进行高考恐怕时间来不及。邓小平拍板说，夏天来不及，那就冬天考试，明年春天入学。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个决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由于时间紧迫，１９７７年的高考甚至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来不及预备，又是邓小平批准，临时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库存纸张。
１９７７年冬天，５７０万考生走进了考场，２７万３千人得到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８年，６１０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４０万２千人。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大学生，他们属于七七级，但却是１９７８年３月才入学的。他们当中不少人过了而立之年，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父亲或母亲。
这张合影，记载了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邂逅相遇的故事。
那是１９７９年７月的盛夏时节。邓小平到黄山休息。在攀登鳌鱼峰时，有位年轻女孩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了上来，邓小平以为她要赶路，还站到路边为她让路。没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回来。
邓小平听说是大学生，立刻问：“呃，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读的是新闻系。”
邓小平说：“难怪消息这样灵通。”
邓小平在他们的学生证上签了名字。
７５岁的邓小平还同这几位２０多岁的幸运儿一起留下了这张合影，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第九章 乐园风景乐园风景（1）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邓小平
像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一样，逢年过节，邓小平都喜欢和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有说有笑。
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也会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头，心甘情愿地听任
儿孙们的摆布，其乐融融。
这是孩子们的杰作，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光。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１９３０年１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妻子正在医院准备生小孩。重逢的喜悦换来的却是永久的悲伤：张锡瑗因产褥热去世了，孩子出生不久也死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是金维映。１９３３年，邓小平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在他被关进“审讯室”前，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拿到他面前。金维映后来死在莫斯科。
随后是剧烈的战争和不停的迁徙，在６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无暇再组织家庭。
１９３９年８月，邓小平从前线来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房子里。邓发是个活泼而热情的人，对邓小平又很了解，他决定帮邓小平找一位意中人。不久，还真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
她就是卓琳，原名浦琼英，从北京大学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当时２３岁。
几十年后，他们的女儿这样介绍当时的母亲：“浦琼英长得可能多几分像她的爸爸，健康的肤色中，脸蛋红红的，好像阳光下的苹果。两条又黑又浓的长眉，像两道拱门弯在额下。一双眼睛大大的，眼皮双双的，睫毛长长的，笑起来，又开心，又无拘无束。很是讨人喜欢。自打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她便吃得饱，穿得暖，万事不用操心。因为，上有父亲的庇荫和母亲的偏爱，下有兄长们的呵护和姐姐们的陪伴。这种优裕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开朗、活泼、凡事不计较、又不善盘算的性格。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受宠的人嘛，总不免有点娇蛮。”
卓琳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来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跟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卓琳不愿意嫁给邓小平，还有这样的背景：当时延安有个笑话，有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到延河边散步，女知识分子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工农干部回答，有什么漂亮的，像个大饼。所以卓琳就想找个知识分子做对象，不想找工农干部。
但邓小平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的，他让卓琳的女朋友传话，要亲自和她谈谈。卓琳答应了，两人谈了两次，卓琳觉得还行，这个小个子军人有点知识，是个知识分子。
１９３９年，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是在毛泽东当时住的窑洞院子里举行的。那是一个简朴、热闹却规格很高的婚礼。和他们一起结婚的还有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能来的都来了。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将军们，这些生死相依的战友，一起来祝贺两对新人。他们还开起了玩笑，拼命给两位新郎倌灌酒，结果孔原喝醉了，新婚当天就挨了妻子的数落。邓小平也是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却没有喝醉。不是他酒量多大，是好心的李富春和邓发暗中照顾，弄了一瓶水充酒。
结婚后第四天，邓小平带着新婚的妻子从延安回到了太行前线。从那以后，夫妻二人相依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５８个春秋。
战争年代，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安在哪里。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右侧的３号院。正房有一块非常雅致的匾额，叫“含秀轩”。
那是邓小平最忙碌的一段时期。虽然忙碌，日子却很安定，全家人感觉非常幸福。
１９６９年，邓小平全家搬离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住了１７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江西新建县的这座将军楼成为了邓小平和卓琳新的家。孩子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赶来探望父母。
身处逆境，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理解，给了邓小平以很大的慰藉和支持。
１９７３年春天，他们的家从江西搬回了北京，不久便住进了北京宽街的一所院子里。
从１９７７年开始，邓小平一家又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３号。
邓小平生命最后２０年的时光，是在这所院子里度过的。
绕过院子的这棵老松树，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一拐，第二间就是邓小平的办公室。
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四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个小的代表邓小平的五个儿女，两只大的带着眼镜的，代表邓小平和卓琳，组成了一个温馨、可爱的大家庭。
第九章 乐园风景乐园风景（2）
在妻子的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却是一个深情实在的丈夫。
在工作人员的眼中，他们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平时相处，卓琳爱说爱笑，邓小平往往只是听着，很少说话。
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前线，卓琳在后方，只有邓小平到后方开会的时候，两人才能见上一面。于是卓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每月给你寄一封。卓琳只好说：算了。
５０年代，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就向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份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卓琳说，我是了解他的。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妻子身体不好，６５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
每天上二楼的时候，经常是妻子一手扶着栏杆，一手由丈夫拉着上楼。妻子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
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暂时分开了。两个人只有通过互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有一次，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一张白纸条。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关山阻隔，还是和平时期的柳暗花明，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从没有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