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特点，早已是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他是满腹经纶，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讲什么“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三斤猪头得把嘴”。
在广东的书店里，传授延年益寿、防病治病、营销技巧、职场竞争、升学指南一类实用
型图书，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重实际，轻理论；重行动，轻议论；信奉“千虚不如一实”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这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
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满口春秋大义。但说得多，做得少，典型的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而广东人则做得多，说得少，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人们常说“做学问上北京，做事业下广州”。广东人会生小孩，但不会起名字；瞧人家北方的小孩，还没生下来，已经敲锣打鼓，天下闻名了。
2003年春，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在广东人看来，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死了那么多人，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悲剧。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如何减低死亡率，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谈如何“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还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良性危机”之类的概念，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说得头头是道，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
高谈阔论，建构学说，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他们的性格是务实、不张扬，喜欢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在坊间，“讲多无谓，食多会滞”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
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为了逃跑，他们用蜡制成翅膀，黏在身上，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不料，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飞得太高，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
从这个寓言中，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老子教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他期期艾艾，不知所对——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人们用“金山珠海”来形容。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他气噎喉堵，无话可说——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闳深，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
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甚至要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原因来了。
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多做事的教育；有人说是性格原因，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有人担心是港台漫画“八卦”杂志种下的恶果；也有人批评另类网络语言弱化了广东人的语言能力。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在两千年历史中，谁也不愿意听广东人说话，谁也不会把广东人说的话当回事。广东人，不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南蛮吗？
广东人的沉默，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渐渐养成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招惹是非。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而招来强盗小偷，大家会嘲笑这人是“捉虫入屎忽”（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
广东人真的患有“政治冷感症”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无论说“是”或“不是”，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引致无穷的质疑、设臆、反诘、论辩。争论本来就不是广东人的强项。
事实上，如果回答“是”，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历史的是非功过，固可以从长计议，慢慢评说，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一笔勾销吧。
但如果回答“不是”，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颇为疏远。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什么是政治？
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做忧国忧民。在广东人心目中，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一不是政治。钟南山院士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嘴脸，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就是搞新租界，搞卖国！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有人说广东是“穿堂风”，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在广东播的种子，开花结果却在别处。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也没什么不好，无论做播种的人，还是做收成的人，都不要紧，各施所长而已，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大家有饭吃。
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虽然庸庸碌碌，琐碎无奇，但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就能影响制度。广东人推崇一种“认认真真做事，忙忙碌碌赚钱，潇潇洒洒享受”的生活态度，好像与政治绝缘，其实，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都概括进去了。
从近代史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综合实力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对法制建设的推进，一句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
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