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缓解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了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被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85％。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禄，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禄，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8000万元，而比日本大的多的清朝，税入只有约1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朝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四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二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六节 中国的新生
1945年日本战败，殖民地独立，本土经济崩溃，多年征战侵略又回到了原点。虽然人才和技术等生产知识体系完整保存下来了，但要把人力和知识体系重新恢复成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日本展开农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农产品由政府强制收购，农村为日本再次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同时解散财阀，用财产税和猛烈的通货膨胀，剥夺了资本家大部分财产。收夺社会剩余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靠美军枪杆子强力镇压才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剩余与生产知识体系相结合，再加上人民艰苦奋斗，20年后，日本重新作为先进国家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出国作战的志愿军用的是二十多种万国牌枪支，光步兵枪械口径就有十三种，凭着这些杂牌的武器，志愿军顶住了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十七国联军。朝鲜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点，被新生力量组织起来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侵犯，也同样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巨大的武器差距，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和基干产业，民族才能自立自强。基干产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也是工业财富的源泉。20世纪50年代，以向苏联引进156个基干项目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平坦的，时常有挫折和动荡，但能很快恢复，向前飞奔。中国就像初生的婴儿，在蹒跚学步时步履艰难，但充满了活力。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农业国成长为工业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制造几乎所有现代工业产品。在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国家里普及了义务教育。这个效率和速度是空前绝后的。
日本的战后复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时有挫折甚至倒退，但都能很快恢复到增长的快车道，经济充满活力。社会剩余的收夺也引发不满，农民的抗议、米骚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比较而言，中国要比日本平稳得多，虽然要从农业取得剩余作为工业化资本，但毛泽东同时要求社会上层能够和工农相结合，同甘共苦，共同分担工业化过程中生活的艰辛，尽量减少工业化的痛苦，全民族节衣缩食，艰苦奋斗，默默构建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经过百余年的失败、痛苦、屈辱，到了70年代中国建成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挺起了工业国家的脊梁，屹立在世界东方。
第三部分武士的刀与经济学家的理论
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科学精神是要脚踏实地，在实践中、在现场中找出问题，发现规律，不断修正前进的航向；长远眼光是要使民族的每个成员从心底认识到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民族精神则是集合民族全体的智慧和力量，去共同拼搏奋斗。
第一节 武士的刀与经济学家的理论
日本战后从废墟中成长为超级发达国家，靠的是这种身先士卒、上下一心的武士精神。日本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理论造诣，没有获得过大奖，甚至科班出身的都不多。他们来自产业“现场”，懂得产业发展的规律，对自己的产业充满感情，坚信自己能成为世界第一。他们制定的“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的开放战略，使日本的产业技术在短时间里发生了质的飞跃，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往往是留洋的科班出身，或者读了什么洋理论，在书斋里一拍脑壳，来个“市场换技术”，市场是换出去了，结果产业技术却没有引进来。
第二节 用长远眼光才能看到科技的力量
进入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社会也已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形成了共识。但如果用不同的尺度去观察这一命题，就可能得出令人困惑的结果。从宏观大尺度看，比如从百年的大时间尺度和全世界的大空间尺度看，科技确实是人类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历次世界范围内的大产业革命都是领先科技应用于生产领域的结果，从蒸汽机、电力、核能、信息技术等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就可以证明。但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看，比如从几年的小时间跨度和一个行政区域的空间尺度看，科技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不那么显著。技术的积累开发突破，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投资，投资长、效益低，还不如直接购买现成的产品能很快产生效益。技术的开发虽然需要巨大的投入，但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而购买产品则不同，需要不断支付高昂的代价。正是技术这种特性，造成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巨大差异。
由于长短期利益的差别，现实中GDP、财政收入、引进外资数目成了优先的考核指标、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对于民族的根本大计“教科文卫”则被放置到最后，教育、医疗、科研、文化等事业都产业化了，成为拉动内需、GDP的新增长点。反观日本，义务教育，学校免费提供食物，国民健康保险，定期免费体检；在社区中设立免费的文娱活动场所——公民馆和图书馆，价格低廉的体育馆和游泳馆；加强基础科研的投入，进行长远的科学发展规划，大量吸收来自独联体和中国的人才。
第三部分与民族精神共生
第三节 与民族精神共生
日本武士身先士卒，真刀真枪参与实践，而不是空对空坐而论道。这种刀头舔血的经历也容不得半点故弄玄虚、弄虚作假，还养成了一种傲气，经过努力我就能够成为第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明治维新之初，武士们自我革命，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出让俸禄，凝聚民族精神，使国家能够“殖产兴业”。战败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著名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农地改革、财阀解体、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日本的上层能够出让自己的财富用于国家重建，而不是自己先富。
中国也曾经历过激情燃烧的岁月。虽然其间伴随着“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但是，凭着当时的科技人员及技术工人，能够自主设计制造国民经济几乎所有的装备和产品，能够发射卫星，制造大型喷气客机、核潜艇，有些产品就是现在的日本都做不到或做不好。它向世人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不是刷盘子的角色。
日本经济遭遇十年不景气，而同期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日本成了中国学者们嘲笑的对象。如何僵化保守，不思改革，终生雇佣被打破了，现在又重新捡起来等等。但现在，日本的产业又复活了。丰田公司2004年汽车销售突破700万辆，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快速成长，使通用汽车和福特出现巨额赤字。其他产业，如数字家电日本企业也甩开了竞争对手。
武士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难以理解，或者总把它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其实，如果把武士精神用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描述出来，那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可以改进就改进，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现场解决问题。上下齐心协力，就能战胜对手。丰田战后再出发时，只是蚊子般的企业，而福特却是年产几百万辆汽车的大象般企业，丰田面临被福特收购的命运。但武士的傲气拒绝了，身先士卒、上下一心，最终压倒了福特。
中国曾经有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也曾经有过挑战世界强者的傲气。而今，昨日的辉煌被看成愚昧，曾经的自豪变成自卑。中国技术力的瓦解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事，只要民族的凝聚力还在，一切都能恢复。日本当年的技术力被原子弹摧毁了，但靠着民族的凝聚力重新站起来了。
我们幻想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以为有了好制度，就能自然进天堂。其实，任何制度都是人制定的，人执行的。任何制度，无论多么完善，都有灰色地带。没有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法律也会成为空文。
第四节 从过去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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