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咨询和参考材料。中共中央核心层的决策和各项指示，还是通过这些相关单位，传送到指定送达的各地方和部门或前线。 每临一些重大政策和方针的制订决策，中央办公厅有关单位的干部，还要根据中央领导核心层的意图，从事调查研究，搜集综合决策的依据，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负责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安全警卫和生活后勤保障的单位，也由杨尚昆直接领导，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等。当时的警卫处设有办公室、保卫科、警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行政处则下辖财务科、修建科、交通科、招待科（后转警卫处），还管理着供应站和玉泉山农场（后改巨山农场）。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以上几个单位，都随着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并分布在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丰泽园附近。 进海进得匆匆忙忙，为了不影响工作，哪处房子不用大动干戈，稍加拾掇就能办公或居住，就先进入再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就作为开会、办公室用；比较残破、散乱无序和犄角旮旯的房子，就先凑合着住宿栖身。 在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的是机要室。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住处，就在这办公小楼和毛泽东寓所之间，每当这里收到必须急送毛泽东阅批的电文，就会立即通过叶子龙，送进菊香书屋。 由于毛泽东的许多事情要叶子龙帮助处理，加之毛泽东时常外出，叶子龙要随行，后来常在机要室主持业务工作的，是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 康一民是如今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泰和县人，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乡团支部书记。1933年参加红军，翌年调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从事译电工作，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机要生涯。 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就任陕甘宁前敌总司令部机要科译电股股长。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他先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机要工作。 “1938年，我爸爸跟着廖承志赴香港，在驻港秘密机关搞机要和联络，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是广东人，参加革命前就像《三家巷》里写的那种进步学生。我外公是地方开明绅士，日军入侵后，他暗中支持抗日斗争。后来，中共地下组织把我妈妈等一批进步学生转移到香港，为掩护工作和我爸爸扮假夫妻，后来弄假成真，还是廖承志做的媒。” 他在香港期间，环境很艰苦，而且危险重重，但康一民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心态。在与延安秘密通讯时，总免不了和根据地的同行们，以开上两句玩笑，作为电报的结束语。例如“问候跳蚤”之类，“跳蚤”是毛泽东的老机要参谋黄有凤夫人的绰号，她那时在延安搞译电。 1945年，康一民返回延安。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前后委和工委在西柏坡汇合，他被指派为周恩来机要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联期间，周恩来应召赴苏议定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康一民即随之同行，以后多次作为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出访。 机要室进中南海之际，中国大陆上的战事尚未结束； 解放区和新占领城市的土改和经济恢复，头绪繁多；新国家政权的筹建和争取国际承认诸活动，紧锣密鼓。于是，战争的、土改的、城市经济的、内政外交的各类急电密件，纷至沓来，机要室的人忙得没日没夜。 星期天回家的长子康辉，几乎看不见父亲，常转悠到离家不远的办公室来。他来这里并非追父亲的影子，真正吸引他的，是那一辆辆用于取送收发急件的摩托车。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6节 毛泽东的亲笔信被拆
西八所是相对于东八所而言的，所谓八所，就是八个相衔的院子。西八所因为整齐而连贯，所以集中在这里办公的，分属中央办公厅的好几个单位。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办公室，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其中的两三个院落。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名称曾几度变换，既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又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还被叫过秘书组。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师哲1925年赴苏联学习，后进苏军情报部门。在1939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前，他还当过毛泽东儿子毛岸英兄弟所在的莫尼诺儿童院的副院长。翌年，他同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先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工作，并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1945年他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任政治秘书室主任。 师哲任主任期间，除了周恩来的秘书外，所有给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当大秘书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陈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书室挂个名，每月都要到秘书室“碰头”，互通情况。那时对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过问和具体负责得最多。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正式对外发表时，因名字比较唬人，中央办公厅内管理秘书、文牍事务的秘书处处长曾三，向田家英询问：“你们的图章按什么规格刻呀，是按部级还是按处级（即局级，当年中办系统的处相当于局，科相当于处级）？”一向不以品衔为念的田家英说：“别搞什么部级了，就按处级吧。” 师哲调出中南海后，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对内改称秘书组，由江青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但室务工作江青具体问津甚少，当田家英顾不过来时，通常由彭达彰实际主持。后来，田家英一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时，曾经短暂地脱离过一段政治秘书室，彭达彰遂就任该室主任。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这样规定的：帮助毛泽东主席处理信函，为书记处领导读报，并完成书记处领导直接交办的工作。 读报就是将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每人划定区域阅读，将报纸上的消息综合分类，拣重要者编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泽东等领导人，使之能高效率地获取各类报刊提供的信息。 当时人员很少，全国那么多份报纸，工作量相当大。部分办信的人员也被分配了一些任务，白天办信，晚上读报，相当紧张。但这项工作没有持续太久便终止了，所有的人都从事办信工作。 处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负责，阅后分门别类，须向中央最高领导层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汇编上呈；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转交有关部门，并查询处理结果。有时还要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草拟复信稿。 有些毛泽东的亲笔复信，也由政治秘书室抄录登记发出。关于抄录毛泽东信件留底一事，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毛泽东最初只是交代将他的复信登记发出，但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文稿具有保留意义，就吩咐办信的人，信件发出前先抄录一份留存。碰上毛泽东已经封口的信，也拆开抄录。一次，将信交给政治秘书室不久，毛泽东突然感到要稍做修改，随即索要，而信已被拆开，正在抄录。 发现他的亲笔信被拆，毛泽东非常生气，严厉地提出要处分有关的人。政治秘书室自然要做一番检讨，并陈明理由。毛泽东看罢检讨，觉得陈述有理，不仅认可了以前的做法，还指示以后凡他写的信，除特殊例外，统统拍照留底。如此一来，倒保留下许多毛泽东的文稿手迹，这个功劳应该记在田家英的名下。 在处理群众来信，反映下情，捕捉动向等方面，政治秘书室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曾在政治秘书室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后来，秘书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众上访； 办理一些毛泽东亲自交的事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基层搞一些专题的调查研究等工作。 做好这些工作，是有相当的难度的，需要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因此有传闻说：在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建立相应的机构时，胡乔木曾建议从一些名牌大学抽调名教授，来承担这方面工作。但毛泽东经多重考虑权衡，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挑选了一批党内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干部。 （注：有关秘书室初期的工作情况，可参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7节 西八所的门诊部和警卫处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8节 任弼时逝世，领袖健康引起重视
张纪宇的母亲徐福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时即为第一任科长。然而除了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一本写江青的书中，提到过她曾和徐福静一起在延安从事过中共领袖医疗保健工作外，几乎未见有关她的记载。 徐福静是山西临汾人。她的哥哥徐亚桑，“五四”运动期间是赴北京声援学潮的山西学生代表，1926年担任中共临汾地委组织部长。受哥哥的影响，在太原川至医专读书的徐福静，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中共北方局机关当医生，还兼搞地下交通，曾两度被捕入狱。 1937年徐福静到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是当时根据地内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医学专业教育的医务工作者。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在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 她的丈夫张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专署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主任、党团书记，与杨秀峰、岳一峰被誉为“北方局三君子”。1942年，在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中，已经冲出包围圈的张衡宇，为救护负伤的战友，毅然返回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 冲出包围的徐福静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当医生。因工作认真负责，她几度被评为中直机关的卫生工作甲等模范。 徐福静是在保健科成立时，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科长的。保健科主要负责中共领袖的医疗保健，其成立后即为五大书记都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领袖们并没有配专门的保健大夫。 虽说王鹤滨在1949年8月受命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但当时的中央保健局长傅连向他做交代时，非常明确地说：“现在能担任首长保健任务的医生尚少，五大书记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要经常与我联系……”因此，王鹤滨初进中南海几乎是孤家寡人。刘少奇家来电话就去刘家，朱德家来电话就去朱家，周恩来家来电话又去周家，一个人几处奔波。 倒是身体状况极其不好的任弼时，被派了一位临时的专门保健大夫刘佳武，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处长黄树则，都直接过问和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工作，但他还是于1950年10月脑出血病逝。 也恰恰是因为任弼时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中共领袖健康的高度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