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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巫邪的办法上，西门豹和君正是不同的。西门豹以为，巫邪之类的只管“扔”，不用“揭”，“扔”多了自然没人搬神弄鬼。君正倒是多想了一点儿：光“扔”不“揭”恐怕不行，百姓一日不明事理，巫邪温床一日就会不除，温床在，巫婆巫爷什么的总会春风吹又生。再往深了说，西门豹恐怕是以为百姓不可“教”，而君正则是相信百姓有基本的“理性”，可“教”。君正的潜意识是：你说百姓水平低，其实不然，他们肯定相信事实，只要拿出了事实，百姓自然服你而不信巫邪。
三、思古有嫁无婚
不论正史还是野史，都说三国那会儿魏国最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更是满山遍野。可不知怎的，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政策差点儿，建国初年许多读书人就是不大喜欢魏国。但凡有机会，这些被称为“士人”的书呆子，都投奔西蜀或东吴。史书管这叫“魏初士亡”。“亡”，逃跑的意思。
当时魏帝想，这帮书呆子，不知天高地厚，不是什么大材栋梁之类的却偏拿自己当个“角儿”，老子就非管你们一把不可。于是，他颁布《士亡法》，规定士人逃亡者斩立决，其妻在街头闹市杀身示众。
魏国有个冀州。那州的读书人挺多，打《士亡法》公布后，逃亡者更多了。这州特怪，凡是刚一订婚，读书人就立马独身逃亡，不仅弃国家而去，而且弃小家而走，毫无温情可言。但这苦了出闺新娘子。有一姑娘家姓白，父母作主，将其许给当地一小才子。订婚那日，娘家受了聘礼送了嫁妆，就待择日完婚了。谁知，那小才子第二天清晨便已踏上西行的道路，声称要找一个“真正的”国家，令新娘子真是“有嫁无婚”，连面都没见上一次。
事情到此也算罢了。岂料，小才子前脚儿走，官兵后脚儿就到姑娘家。一进屋，白姓娘子即被拿获。官兵说：“娘子，对不住了，这法律规定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有送你到街头闹市问斩了。”娘子听罢，登时昏倒在地。
冀州主管大人叫卢毓。此人精通法理又富怜心，当听官兵报案后，立即说到：“慢着儿，此案押后听审。”卢毓在思考一个问题：妻子，应当有名有实才算真正的妻子；有嫁无婚，连自己男人都未见上一面儿，那叫有名无实，能算真正的妻子？他思考片刻得出结论：《士亡法》乃国家大法，一字一句凿凿实实，其中的“妻子”一词儿，必定是指名实相符嫁婚一致的女人家。因此，白姓娘子，应该从轻发落。
卢毓为此上报魏帝。魏帝一见奏折，心说：“这卢毓，真有你的。居然琢磨出这些玩艺儿来。不过还确有道理。我就准了你。”于是，白姓娘子大难不死。
那魏帝对读书人的政策是否狠了点儿，那卢毓巧释法律以救白姓娘子是否值得称道，在此，都是次要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倒应注意卢毓的思考暗示着一个文化现象：古人时常用法律之外的“道道儿说法”，来充实法律的内容。其实，古人的所做所为已经提示：只要法律需要人们的理解，那么，法律便不完全是由白字黑字构成的，它必定还包含了阅读者对其法意的理解与诠释。而深一层的问题是：“理解”与“诠释”而得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三、思古“大门”和“犬门”
有书记载，大清乾隆年月，专司法律文书的衙门小吏已开始了舞弊徇私。他们，时常更改一字半词儿，来收点贿赂小钱以饱私囊。这下梁歪了也得怪上梁不正。人人都说，乾隆他爹雍正当初就是偷偷将“十”字改成了“于”字，硬把十四阿哥的皇位，挪在自己屁股之下，以至才有了后来的乾隆。
但是，这话还得两方面说。有人也改过法律文书的一个字，可却是做了为人称道的事儿。
那时有个小官人，叫胡长龄。长龄聪明，读书俊杰，乾隆五十四年中金科状元。在他做官的地方，有一案子判得“惨不忍睹”。原来，10来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便跟着一个无赖入门盗窃，进门时没留神儿，从“大门”走了进去。大清刑律蛮狠，规定凡盗窃，只要是从大门入内就算“明火执仗”，因而不分主犯从犯，一律问斩。这样，那伙农民必死无疑。长龄看了一下卷宗，发现他们一被拿获，就从实招认了，既是从犯又是初犯，而且追悔莫及。长龄便对主判官说：“救人一命吧，他们可是罪不当刑，在‘大’字上加个点，变成‘犬门’就行了。这可不是贪赃枉法。”主判官也同情这伙农民，于是就在卷宗“大”字上挥上一点。
“犬”门肯定很小，既是小门，说明窃犯胆小，因而不像“明火执仗”那样有严重的危害性，法律是从轻发落的。就这样，10来个农民免遭一死。
国人有一习惯，只要遇到“目的”和“结果”值得赞扬的时候，差不多就忘了“手段”和“过程”的问题。所以，读到这类故事，我们喜欢在价值判断上褒扬一番，而不管“大门”改“犬门”的过程实为违反法律的问题。说起来，这习惯不太好，胡长龄没有贪赃，可毕竟是枉法了，哪能明明是“大门”，却愣改成“犬门”？
不过，有人喜欢说这故事，又有人喜欢听，这表明在说者和听者那一边总有道理可寻。我想，这道理在今天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法治是需要成本的。说的直一点，就是法治的实现也有代价。有时，法律严明得越是一丝不苟，越会容易僵硬死板，而僵硬死板就会牺牲其他一些有益的东西，甚至法律自己的最终目的（如公平）。现在，谁都知道法治特重要，可有时还是忘了它的双轫性。严格把住“大门”，是以“犬门”意义为代价的。
有人会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法治，就不能婆婆妈妈、瞻前顾后。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要是来个一刀切，小孩脏水一起倒，不犹豫就怪了。
洋人也遇到过这类烦恼。他们处理的办法，通常是在法律之内找个灵活的方式，以求情理公平的实现，不大会硬将“大”字改成“犬”字，在法律之外再立权威。洋人和胡长龄在一点上是一致的：“情理公平”是不能忘记的。至于两者的“手段”何者高明，读者自有结论。
三、思古“清官”的再议论
中国古代有个皇帝叫刘秀。他有个姐姐，号称湖阳公主。
这公主骄横跋户，目空一切。东汉那年，就连她的一个家奴也是狗仗人势，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平民一人，甚为嚣张。官府闻报此事，立马遣人缉拿。家奴相信大树之下好乘晾，便一溜烟儿躲进公主家内。官兵赶到，公主居然双手奔腰一插，大声喝到：“谁敢进去？！”
当时京城洛阳官府大人是董宣。董宣听说那死家奴如此放肆，气得眼冒金星，心想：“兔崽子，敢假公主之威在本官辖区之内玩儿邪的，定叫你尸首分家！”
次日，董宣率精兵数十人，在公主家大门外扇形排开，威然站立。那家奴是公主的贴身佣人，与公主形影不离。这日，公主恰巧有事出门，家奴依惯例伴随左右。岂料，就在公主马车刚出大门之际，官兵突然将车队团团围住，董宣箭步冲上，将贼家奴一把拉于马下。董宣对公主道：“失礼了！没办法，此浅奴滥杀无辜，必须回官府定罪问斩！”公主斜眼儿视董宣，说：“此奴为家奴，故此事为家事，您不便插手吧？！”家奴也趁势挣脱。董宣怒火万丈，吼道：“此案已人证物证俱在，今儿本官非将他就地正法不可！”随后舞刀下去，将家奴劈为两段！百姓见此光景，无不拍手称快。
湖阳公主瞧董宣如此“张狂”，即刻前往皇宫哭见刘秀，告董宣一大状。刘秀脾气大发，叫手下将董宣乱棍打死。董宣坦然自若，说：“皇上，您圣明德行，刘家天下才如日中天。今湖阳公主放纵家奴为非作歹，您不予纠正，反而怪罪下官，这将如何令众人信服？大好江山必因此而断送！”说罢将头直撞皇宫圆柱寻死。刘秀听后猛省，马上叫太监拉住董宣。此时，湖阳公主已满面怒容。刘秀见状灵机一动，对董宣说：“你就给公主磕头赔礼吧，这事儿就这么了了。”但董宣不管那么多，仍然屹立不动。刘秀叫人用手按其头下磕，董宣就是宁死不从，并大叫：“大丈夫宁折不弯！”刘秀暗自翘起母指，想：“是条汉子，行！”接着下令：“董宣出宫继续司职，赏银三十万。”并将公主晒在一旁。
打这开始，董宣真是了不得，见豪强犯罪便痛打痛杀，其名威震京城，人称“卧虎”。也从那时开始，国人更加轰轰烈烈地传颂为民之吏的故事。于是，我们的法律文化中，出现了描述“卧虎”甚至“包公”、“海瑞”等被民称道的“清官”字眼儿。
百姓喜欢“清官”。时至今日，百姓还是如此。但专家则说，国人这个传统实在不可夸耀，因为，它把希望寄托在“人”（官）的自律而非法律的他律上，终究是一个人治的陪衬嫁妆。
可是，百姓的观念总是来自直觉，而直觉，有时就是在情在理。想想看，在法治的社会里，法院总要依法监管其他“官府衙门”，它里面的人也叫“官”──法官。说法律是最高权威，实际上有时便是说法官具有最高权威，在法律被违反或对法律有争议时，尤其如此。而如果法官不是“清官”，怎么办？有人兴许说，让另一“官”（如立法者）来监管。可后一“官”仍然不是“清官”，怎么办？而且，法治的一个要义也在于“司法独立不受任何干预”。让他者监管法官，就是干预。这又有违法治的初衷。这般讲来，法官的自律问题还是不能回避。
所以，不论在人治还是法治中，“清官”的企盼，一定是永恒的主题。
三、思古顾左右而言他
在日常用语中，“顾左右而言他”是个使用频率蛮高的词句。意思，世人皆知。出处，见于《孟子》。其前缀主语是“王”。“王”，是指春秋战国那阵儿齐国的齐宣王。人说话做事，在遇到诘难而没辙儿的时候，常常会“顾左右而言他”。
典故修辞的问题，与本文无关。略说两句，只是作引子而已。
孟子与齐宣王有段精妙乖巧的对话，其场景，载《孟子》中《梁惠王下》一章，读来有意思。而“顾左右而言他”出于其中。现摆在下面：
孟子问齐宣王：大王，您有一些臣子，他们去楚国游山玩水，走前将自己妻小托付给朋友照看，一“拜拜”了事。等从楚国回来时，才发现自己妻子儿女却在忍饥受冻。您说，这人多缺德，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还用问，把他们晒在一边，甭理他们！
孟子又问：专司刑法的一批官员吊儿啷当，不尽职，根本没招儿处置一帮缺德无良、寻衅滋事的人，该怎么办？
齐宣王想都没想，答：革职查办呵！
孟子绕了一下又问：整个国家一片混乱，所有做官的都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