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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书花生仁儿——读《印第安人咒语》
这像是一个讲述微型生活片段的小小说题目。
不错，著名悬念故事大师希区柯克以其为题，写了一个破案小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了一段对白。警察不断地提问，“我”不断地回答。对话的目的指向了一桩杀人案的侦破。花生仁儿就是花生仁儿，只不过因为“我”喜欢吃花生仁儿，所以，临近的人都称“我”为花生仁儿。警察提问的意思，主要是试图在“我”身上挖掘证人的特征。因为，当一对年轻男女发生了口角，女子不幸被“剖腹”致死的时候，“我”正在不远的地方。
警察的提问很认真，“我”的问题回答则是十分自然的。全部叙述对白都在暗示“我”的确是个证人。最后，警察断定，凶手是那个男性青年，并将“我”作为证人保护起来。可是，就在似乎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也即这个“花生仁儿”，自言自语地道出了真相：年轻女子怀孕了，“我”为了帮助她解决肚子里的问题，放胎儿出来，用了餐刀，由于出了差错，女子像是被谋杀。
症结出在哪里？出在警察提问的方式不对路。警察先入为主地将“我”当作证人来看，提问的思路，也就走在了“证人调查”之上。警察根本没有三条腿走路：既想“我”也许是证人，又想“我”也许是疑犯，还想“我”可能是误伤。
显然，事情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故事也许想要表明：从警察侦探这样一个“事后（案件事实发生之后）才做”的角度来看，警察不可能经历真正的事实，只能依赖证据查看一二，而这样一种查看，又只能是由某种先入为主观念所牵引，或者说是“前见”作祟。所以，侦探像许多“思考”一样，是会出现错误的。而且，“错误”有时也是隐性的，无法觉察。
小说载《印第安人咒语》（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6，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
这本书，由精致的短篇悬念故事组成。许多题目，就像“花生仁儿”一样，瞧去使人提神儿。比如：“池塘里的眉笔”、“不对劲儿的车”、“化装间里的眼药水”、“窃贼的浪漫史”，“汽车后座上的手”，等等。就连那些一般化的题目，像“第六个逃犯”、“老好人”、“姑妈回城”、“作家轶事”，等等，混迹于这些题目之中，也变得骤然增色。一书在握，应该是可以大饱“悬念游戏”眼福的。
希区柯克解释过悬念的意思：
如果要拍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然而，即使是表现同一场景，如果先拍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则镜头就造成了悬念，并牢牢抓住了观众。
但是，悬念故事，如果仅仅是悬念，那么，也不过是调节一点阅读情趣罢了。然而，希区柯克对人性的负面有着特殊的关注。他笔下的人物，使我们容易联想到犯罪学家龙布罗梭“天生犯罪人”的概念。而且，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时常焦虑、内疚、仇恨，或者倍受情欲的折磨，充分凸现了心理灵魂的冲突矛盾。这样，悬念的故事情节，其主干被砌筑了“刻写人性”的叙述基石。在阅读悬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体会人性的自我拷问，从中反省。
另一方面，在希区柯克式的意念中，“人性冲突”的基石铺垫通向了“揭发社会自我解构”的背景叙述。人之灵魂和心理的矛盾，准备着同时也折射了社会的矛盾。例如，在常人的眼睛中，警察与罪犯的对立关系是恒久的，警察是一种正义的象征，其角色定位是医治社会的疾病。而罪犯是反抗社会的，是邪恶的撒旦，其总是滋养着社会的毒瘤。但是，警察与罪犯终究都是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符号。他们作为人，是可以转换角色位置的。换言之，当警察进行侦探的时候，他可能因为灵魂心理的矛盾，而变成了罪犯的始作佣者，这是说，他可能由于偏见，由于嫉恨，甚至由于自我感受的冲撞挣扎，而使无辜者成为了罪犯，从而进行着“罪犯的生产”，最终，自己成为了一名另类的罪犯。在此，社会的角色结构因为人性的矛盾而自我解构了。希区柯克的悬念故事，也在撕开社会的另一面孔。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深层的挖掘，我们在阅读悬念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将社会问题的必要解决方案置于思考的潜层意识之中。
这样一种叙述意念，和另外一些我们所熟知的英语世界的著名悬念故事大师如柯南道尔（ArthurConanDoyle）、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的构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两者写作的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知道丝丝入扣、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事件发展路径之外，也只能知道英国侦探福尔摩斯、比利时侦探波洛这些干练的逻辑推理头脑人物和一般罪犯之间所形成的从不相互转化的“正反”对立关系。我们无法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复杂纠葛之中，从而，无法深刻反思“对付犯罪”与“犯罪”的辩证关系。
于是，希区柯克笔下的“花生仁儿”的故事，连同“池塘里的眉笔”、“老好人”、“姑妈回城”等故事，为我们铺开了渐次深入的阅读阶梯。这些轻松随意的题目，其背后累积着丰富沉重的“社会悬念”。
一、看书民众之中的法——读《今日说法》
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开办有些日子了。风风火火，自是不在话下。时间掐在午饭之际，内容说在情急之中，的确有如雪中送炭。大媒体的优势，加上适时适世，应该是令我等之辈流连忘返、不亦乐乎。
但是，电视媒体方式的节目呈现过于即时。虽然，我们可以先睹为快，以解“饥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将其牢牢拿捏于鼓掌之间，仔细玩味，慢慢品尝，直至嵌入我们自己的记忆之中。对于民众急切盼望知晓同时希冀纳入记忆的法律知识来说，这更是有些不可避免的遗憾。于是，我们看到了书籍式的《今日说法》。
四本系列的《今日说法》丛书夺人眼目。未有几日，这《说法》已是不客气地跃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大媒体的“话语权力”优势，果然伴随左右。
当然，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作为书籍本身的《今日说法》。
“法”一字，在当下，已是我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关键词。讲法治，或者讲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乃至于讲用法（比如像经济学中所讲的理性人那样“私心地”利用法），都有赖于我们对“法”的理解，和对“法”的渐次以及深入把握。一般民众已经意识到，如果希望更为减少成本地进入人际关系，参加社区运作，甚至融闯极为广袤繁杂的世界“地球村落”，了解根植于生活之中然而又提升为国家权力符号的法律秩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在我们的视域中，法治的要义还在于法律具有最高的治理权威，而推行法治的过程，实际上又是建立法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使一般民众在明确自己义务的同时，更为关注自己的权利。这样，将法推行于民众之中，当然就成为一项大事业。
事业的展开，尤其是像“说法”这样的大事业的展开，需要细致贴近生活的叙事手段。因为，事业参与者的主体终究是普罗大众。《今日说法》，以十分具体的法律事件作为叙事对象，切开我们身边的关系网络，展现仿佛曾在我们生活记忆中出现过的家常里短，牵引读者去进入阅读境遇。这是成功的。自然，在这里我们需要另外注意，这样一种成功，这样一种细致贴近生活的叙事手段，不应该简单地被认为是由于或者目的在于“吸引阅读情趣”。如果我们发觉，法律就像“过活”本身一样，是来自现实的，从而又回归现实，那么，我们就会理解，细致贴近生活地“说法”其实正是在侧面抒发体验生活中的“活道理”，还有“活法律”，而且是与读者相互交流地抒发体验。并且，这是将国家文字式的法律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在“你”、“我”、“他”之间，建立一个相互融通的思绪桥梁。尽管，国家颁布的法律总是自上而下的。
《今日说法》尊重专家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了专家的在场。在具体个案的叙述场景铺开之后，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律专家为我们作出了耐心解说。他（她）们在做压轴工作。这里的专家，不是刻板的专家。他（她）们，具有自如游刃于具象与理论之间的叙说能力。因为，“说法”终究不是诵法、念法，相反，“说法”是在运用平常百姓的言语讲述法律的纹路，交代法律大厦的细节谱系，从而不断地反复构筑法律肌理与民众观念之间的理解通道。其必要，是不言自明的。也正因此，专家的解说，当属画龙点睛。
作为一名读者，我在设想，《今日说法》是可以再上一层楼的。
法律来自现实，又回归现实，这已表明法律原本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曲直，是复杂的，由此而来的规矩方圆也是多系谱的。一项法律规则形成了，表明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我们拥有了暂时的共同意见。但是，时间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引发利益的变化，利益的变化又会导致我们个体“法律意见”的分歧和演进。于是，交流或交换意见就成为了法律向前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在讲解法是怎样的同时，又在讨论法应是怎样的，并对现有法提出另类的意见，这对于“说法”而言自是稳健之中显露了“积极的跃动”。普法，其理想的境界终究不单是“告知”，还应有“讨论”。《说法》作为书籍，可以就此多做一些。民众和专家，都是可以参加文字讨论的。
此外，虽然国家法律的呈现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法律作为社会的秩序最终是自下而上的。其形成，其事业，最终依赖民众的参与与推动。这不是说法律只能自我萌发，而是说，法律的根基只能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运作。暂时的共同意见，当其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时候，需要讲解推广式的“说法”。然而，这只能是暂时性的启蒙，暂时需要专家式的人物角色的辅助。此后，在法律意见分歧的背景中，在民众已有意识关注法律生活之际，当人们的利益现实不断处在变动之时，“说法”就应调动民众的参与意识，以期民主的因素潜入法律机制的内里。依此而言，讨论法应是怎样的，实际上是在从事另种意义上的民主大事业。《说法》一书，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在文字上做得更足。
其实，就像许多以案说法、以事论法的书籍一样，《今日说法》的半只脚无意中掉进了“面对文盲说文解字”的叙述陷阱之中。在法律的语境中，这是部分性的“居高临下”、忘却民主。应该认为，当我们深入生活的细节，在生活细节中说法论法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回避“民众参与法律构建”这一基本的正当性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单纯地朗读国家法律的文书大字。毕竟，生活的细节，已是复杂的，可能引发利益的不同。而利益的不同需要民主式的交流讨论。“居高临下”，在深层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