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站不住脚的。但是我认为‘该判决在价值上也是错误的，
并且不只是程序和赔偿的问题。为了将正在讨论的明确宪法
论题隔离开来，我们不妨假设以下事实，其中一些事实我已
在前面陈述过：施耐普加人中央情报局时签下的合同要求他
遵从合同的条款，以后他想要出版的东西都应当删除与该机
构有关的任何资料。如果他拒绝签约，中情局就不会给他那
份工作。《体面的间距》这本他最终没有服从审查就出版的
书没有包含列人保密范围的信息。如果他从未为中央情报局
工作过，并且从未签过这样一份合同，他就可以自由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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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一本包括相同信息、不经事先删节的书，而他无论如何也不
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事实上，如果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
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图书的作者们上交书稿给该机构作事先删
节处理，那么这样的法律也是违宪的，因为它侵犯了作者的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9 ］。
因此问题在于：当施耐普加人中央情报局并签下合同的
时候，他是不是放弃了出版关于该机构的未经密级分类信息
的宪法权利，一种其他人都明确地拥有但他不拥有的权利？
我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揭示以下论点：中央情报
局强制施耐普的做法是不得要领的。中央情报局辩解说，通
过合同强加于施耐普的事先删节处理要求对他并没有产生伤
害。如果审查发现他想出版的书中有列入保密范围的资料，
那么该机构就可能采取行动阻止出版。但是，按照中央情报
局的主张，施耐普不拥有发表列入保密范围信息的宪法权利，
他依然拥有自由出版没有列人保密范围的资料的权利，一旦
审查结束，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可以自由出版其著作。合同设
定的删节要求（中央情报局认为）只是给了该机构一个合法
机会去自动评定那些要出版的材料是否属保密材料，并采取
一切措施阻止出版任何列人保密范围的材料。因此，该项合
同并不是对任何宪法权利的放弃。
但是，依我的设想，如果国会不能要求那些与中央情报
局没有联系的人提交与之有关的书稿作事前审查，那么该机
构就不能彻底地认为事前审查与审查制度无关。维克多* 马
凯蒂把他的手稿提交给中央情报局后的经历表明（如果需要
某种实例的话）事前检查的要求使作者说出的东西变成了妥
协、协商和延误的结果，在诉讼威胁阴影下的一切，决不是
作者愿意说，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他本来可以说的东西
咖」。
因此，问题只能是，施耐普是否放弃了他原本拥有的宪
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一切都再一次地依赖于人们对言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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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由权利的力量和意义的观点。在向最高法院提出重开听证会
的请愿书中，施耐普的律师辩解道：“在其职位上真正有权使
用最敏感的国家安全信息的前政府官员们的未经审查的回忆
录对公众的争论和理解力产生了重大贡献。许多类似著作的
出版对国家利益并没有实际危害，表明了不需要中央情报局
官员们的事前限制。”如果它的意思隐含着允许施耐普放弃宪
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将不利于总体福
利，那么这个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诚然，如果允许中央情
报局和其他安全机构把出版前删节的强加要求作为雇佣条
件，那么，若干年后，公众毫无疑问将失去原本可以得到的
一些信息。但是，中央情报局反对这一点的政策论证―如果
它没有机会事先检查退役人员的出版物，那么情报收集的运
作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并非轻率无理。无疑，中央情报局夸
大了事先检查的重要性。比如，它说如果施耐普赢得了官司，
那么国外情报机构会停止向美国提供情报。这些外国间谍机
构不会愚笨到以为由退役人员写的著作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泄
密的主要源泉。不过，即使我们给这种夸张程度打个折扣，
它的论证似乎仍然有道理：如果它有机会事先讨论这个或那
个段落，并替告其朋友，包括外国情报机构，有关内容很快
就要进书店了，中央情报局会更有效率。
但是，那意味着有一个真实的成本收益政策论题需要决
断：从长远眼光看，如果像施耐普著作之类的图书被推迟或
被删节，那么公共利益是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呢？施耐普
是否放弃他的权利的问题是宪法的新问题。最高法院的任何
早先判决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支持言论自由的任何具体的
宪法性政策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它将被
在长期内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成本收益计算所解决，就像
施耐普的律师的论证建议的那样，那么，必须由支持施耐普
的法院来解决而不是留给国会和人民的论证不是一种强有力
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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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然而，他的律师的论证要强有力得多。在我看来，如果
它意味着不是去关注总体福利而是去关注人们希望听到施耐
普想说些什么的权利，那么那是一个正确的论证。因为这些
公民相信，如果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行为知道得越多，他们
对针对中央情报局的政治决定施加影响的状况会越好，他们
拥有的宪法权利不会因为施耐普私下决定放弃向他们说出那
些事情的权利而被剥夺。现在，我必须对宪法赋予的倾听权
作些解释。作为一个整体，宪法规定并且要求公民都应当生
活在一个正义社会中的条件，并且它使得以下情形成为这些
条件的核心：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像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参加
投票和参与政治。言论自由对于平等参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它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有权使用更多信息的其他公民也
不能阻止他去倾听。这显然不是一个政策问题：它不是从长
远看保护多数派意愿或确保总体福利的问题。正如多数派审
查演说者等于侵犯了演说者，即使通过审查社会将变得更好
也是如此，因此它侵犯的是每一个潜在的听众的权利，他相
信，自己参与政治的收获J ，无论是在效果上，还是在意义
上，就在于去听那个演说者的演说。
倾听的权利总体上依赖于演说的权利，后者形成宪法第
一修正案的核心，并且倾听的权利通常受到不折不扣地实施
演说的权利的适当保护，因为倾听的权利不是去了解没人愿
意透露的事情的权利〔 ，’〕 。然而，如果所有政府机构任
意地以官员放弃将来公开未事先经过机构检查的没有经过保
密分类的信息的权利为受雇佣的条件，那么，倾听的权利会
就会大打折扣。
法律允许公民和公司在公开商业秘密、个人日记内容等
方面被迫作出信用承诺。但是施耐普案有所不同。倾听的权
利是平等的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的一部分，而中央情报局在
越南行动的情报与政治活动的关系显然比商业秘密或公民个
人事务的信息要密切得多［'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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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以在宪法上得到保护的其他人拥有的听的权利为条件，
是否强迫弃权者放弃在合同中承诺放弃的说的权利的问题，
像许多其他法律问题那样，是一个有待界定的问题。在施耐
普案中，最高法院可以画出两条不同的界线。它会说，不同
于个人或公司，政府机构从来没有把放弃宪法第一修正案的
权利作为雇佣条件。那个差异基于以下理由是正当的：政府
机构的信息据推测是同参与政治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信息，而
私人公司的信息则并非如此。最高法院可能会说，政府机构
可能从来不会将这样的弃权作为雇佣条件，除非那个条件是
国会而非政府机构本身强加的。这种较弱的要求基于以下理
由证明是正当的：由前情报人员未经事前审查就出版材料而
导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严重性是否足以证明“践踏听的权
利是正当做法”的判决本来应该由国家立法机关本身作出，
而不是由其秘密的利益将影响其判决的机构来作出。第二个
较弱要求是否足以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标准值得怀疑。但是，
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更深人推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较弱或
较强的要求都赞成支持施耐普的判决。
然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不依赖于他人的听的权利，
而是直接依赖于施耐普自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说的权利，
这样的论证是否也证明了拒绝执行合同上的弃权之判决是正
当的。直接依赖于施耐普自身权利的论证似乎是必败无疑的，
因为他以弃权为代价而接受一份工作的选择是一次自由的知
情的选择。如果施耐普（正如中央情报局辩护律师简洁地指
出的那样，施耐普清楚他不是在加人童子军）通过同意事前
检查而自由地贱卖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完整权利，那么为什
么法院不能现在就把他从产生不利的贱卖中解放出来呢？正
如他们现在为施耐普裁决的那样，为什么法院不能现在就阻
止其他人在将来作出同样的贱卖呢？
那是中央情报局的论证，并且它很流行。但它并不像初
看之下那么有力，因为它依赖于宪法权利和一些所有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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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的错误类比。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分配像买卖邮票这样其意
义在于增加每位公民的总财富的权利。正如我说过的那样，
整部宪法阐述了公民们组成一个平等共同体的条件。公民和
多数派一样不得重新定义这些条件。宪法不允许他把自己卖
为奴隶或为选择自己的信仰而残卖自身的权利。不是因为如
此践卖对他没有利益，而是因为任何公民成为奴隶或把他的
思想抵押出去都是无法容忍的。当我们思考是否可以放弃某
个特定宪法权利的时候，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放弃权利是
否会让人处于被认为是对宪法赋予的平等权的否定的状况？
既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了平等的地位包括人们报道认为对
其同胞重要的事情的权利以及在信仰事务上忠诚于良知的权
利，因此言论自由权利应该与宗教信仰权利一样不能拿来自
由交易，这就是它与财产权的类比显得拙劣的原因。假如我
谈成了一笔我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