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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个女人的种种“罪孽”说了许多恶意的话。对于大部分的《圣经》注释者而言，她可能是一个轻浮的、放肆的女人。有些人说是一个妓女，可是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一假说的证据。人们显然也要询问这段描述和路加没有记载的那段贝大尼的女人敷圣油的叙述之间的联系。这是不是以另一种观点讲述的同一件事情呢？在这两件事中，主人都叫西门，都有一个女人给耶稣抹香膏。但是，路加是惟一一个确认这是个有罪的女人的人，并且既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有提她的村庄名字，也没有提马大和拉撒路的名字。人们还会问，她不会就是那个被驱走七个鬼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吧。这七个鬼会不会就是耶稣提到的“许多的罪”呢？这些合情合理的疑问逐渐地变成了假设，然后又变成了信条。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人物就这样形成了，她最后变成了耶稣的亲密朋友、改悔了的妓女、被选为见证主复活的第一个证人。
当东方希腊的口传教义从总体上仍把这些女人看作不同的人的时候，拉丁派的口传教义自公元4世纪开始明显地转向了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物的混淆。例如，奥古斯丁①（Augustin）在他的著作《约翰研究》（XLIX？郾3）中认为：“看看拉撒路的姐妹，她摆脱了一个充满罪孽的人的巨大重负。因为她是一个众所周知有罪的女人。可是人家对他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西方教会的许多教皇和神学家们：德尔图良①、安布罗奇奥②、圣哲罗姆③、格列高利一世④、伯尔纳⑤、托马斯·阿奎那⑥……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自此，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形象似乎聚成了一个原型：一个妓女转变而成的圣人。其实神圣（或神圣的事物）与卖淫的联系，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有涉及，而不仅仅只存在于希腊—罗马的异教中。在只有辅音的古希伯来语中，神圣（Qedoushah）和妓女（Qedeshah）的词源都是QDShH。《圣经》中有关于“神圣的娼妓”的艳丽描述，她们完全不像悔罪的女人。想想他玛（Tamar）的美妙的故事（《创世记》ⅩⅩⅩⅧ），这位寡妇为了与她的公公犹大（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的始祖）睡觉而决定装扮成一个妓女，她瞒着犹大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她也出现在马太给出的耶稣先祖的谱系表中（《马太福音》1？郾3）。还有喇合（Rahad）的故事，这个耶利哥城（Jéricho）的妓女把约书亚派去的两个探子藏起来。她后来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希伯来人中间（《约书亚记》Ⅱ、Ⅵ）。
基督教逐步地树立了两个妇女的原型，我们在大部分人类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见到的原型：处女和妓女，母亲女神和神的情人。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属于前一种；抹大拉的马利亚——可能是多个人物集一身的形象——则属于后一种。
普罗旺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法国可不是出自丹·布朗的想象。这个传说已经存在很久，并对增加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声望起到重要作用。梅因茨的主教拉邦·毛尔（RabanMaur，856年去世）写过一篇《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圣马大的生平》，他参照了公元5世纪的记述，这些记述就已经隐含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到了普罗旺斯的圣马克西曼的事实。真正把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说它是什么，甚至因为它像小说的情节般离奇也好——落在纸上的是雅克·德·沃拉吉内（JacquesdeVoragige）写于13世纪的《圣徒传记集》。他描述了耶稣复活之后，当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开始受到迫害时，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多名信徒被逐出圣地的情景。在兄弟和父母的陪伴下，她登上了一条无舵的单薄小舟，神奇地渡过了地中海，在阿尔勒（Arles）附近上岸，那块地方后来被叫做圣马利亚海。抹大拉的马利亚传播福音的使命从这里开始。她先是到马赛布道，留下了一些圣迹。然后，一心希望隐居的她来到Huveaune，穿过了幽暗的博姆（Baume）森林，住进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山洞。她远离人群，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三十二年。就像《雅歌》中最爱的人，“藏进岩缝中的鸽子，在陡峭的隐居地”，她沉浸在对基督的凝视中。传说，每天七次，天使把她抬到天上，在那里为他们举行天堂的圣典礼。（《圣徒传记集》，92章）
人们为什么对这些荒凉之地进行朝圣，动机一直不清楚。但从公元5世纪开始，据说一些僧侣来到这里，在圣博姆（Sainte…Baume）的森林和岩洞中寻求清静。孤独而人迹罕至的峭壁上的山洞，镶嵌在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一条长长的山脉中央。山脚是广阔的山毛榉和橡树树林。在中世纪，朝圣的人越来越多，踩出了一条直达山洞的路——国王路。1254年，国王圣路易①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回来后，对这块圣地的朝圣尤其引起轰动。1279年，安茹的查理二世担心撒拉逊人玷污圣物，下令对圣马克西曼进行挖掘，因为他听说那里埋着已有七百一十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圣骨。结果发现了被土掩埋的一间高卢—罗马时代的地下室和一些石棺。圣骨的真实性立即就被公布，并为这一发现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弥撒活动。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地中海考古院对圣骨进行了鉴定。通过分析，骨架属于一位身高为1？郾48米，年龄五十岁左右的纤细的地中海女人。但没有进行任何年代的检测。1295年，安茹的查理二世让人建了一家修道院和圣马克西曼王家教堂，它们后来成为法国东南部最大的哥特式建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②委托多明我会的修士进行守护。自此，朝圣者大批拥来，比如国王，教皇，圣男圣女，普通信徒。遗憾的是，山洞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1793年）遭到毁灭性的损坏，多亏多明我会的神父亨利…多米尼克·拉考戴尔在大革命后的1859年进行修复，朝圣活动才恢复到过去的规模。朝圣活动从未间断的这个地方如今成为罗马至孔波斯泰勒（Compostelle）路上的一个停靠站。自2002年夏季岩洞经过岩壁清洗工程后重新开放以来，四名多明我会教士负责接待朝圣者，恢复了卜尼法斯八世定下的传统。目前，新一轮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或许最新的这次挖掘能让我们发现这个美丽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个虔诚的传说；或者是不是一位跟随耶稣的马利亚（哪个马利亚？）两千年前来到这里，给普罗旺斯这块美丽的土地带来了“福音”。
这就是我们根据“正式渠道”——《圣经》和口传教义——可以谈论的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基本情况。尽管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贝大尼的马利亚关系亲密这件事情看来是清楚的，但似乎也就仅此而已，很难像丹·布朗或在他之前的《圣血，圣杯》的作者那样，确认基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这些作者反驳说，有什么可吃惊的，因为天主教教会正千方百计掩盖这件事。因此，教会毁掉了相关的文献，只保留了与基督的独身相符的文献。这是些什么文件呢？
伪福音书
在小说中提彬又说：“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①附近的一个山洞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哈马迪②发现的《科普特文③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P。217）为了让他的论点建立在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真正的圣杯）这个人和她与耶稣的关系相关的“圣杯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丹·布朗利用了两次重大的发现。我们将在后面一章讨论死海古卷。这里先关注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古卷和伪福音书。
纳杰哈马迪手书
1945年，在距上埃及的纳杰哈马迪村几公里处的杰贝埃尔塔里夫（Djebelel…Tarif）悬崖脚下，一位埃及农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坛子里有古代的手稿。直到1946年古卷出现在开罗的古董市场之前，这些手稿的辗转路线仍不为人知。幸好，开罗科普特博物馆成功地在1949年至1952年间购得这些手稿的主要部分（它们一直可以在博物馆查阅）。这套藏品有十三册，每册包含多篇文献，总计约1200页。这些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科普特文手稿写在一页页的纸莎草纸上（不像布朗所说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卷成卷，而是经过折叠，装订成册）。
这是与早期基督教有关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公元4世纪的纸莎草文献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伪经和诺斯替经书图书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福音书一无所知，或只是部分地有所耳闻。在检视它们的内容之前，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伪经”和“诺斯替”的含义。
伪经和诺斯替
在基督教中，“伪经”（apocryphe）这个词（源于希腊语apokruphos，意思是“秘密的”，“隐藏的”）是指不在“正典的”，即经过教会批准，收入《圣经》的经文之列。因此有《旧约》（犹太教经书）的伪经和《新约》（基督教经书）的伪经之分。大部分《新约》的伪经产生并流传于公元2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社团中。
许多伪经与正典的体裁一样（书、福音书等等）。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彼得的、腓力的、多马的、马利亚的福音书，雅各的、约翰的、彼得的行传，使徒的、巴拿巴的、保罗的书信，还有雅各的、彼得的、保罗的启示录①。这些文献总是被冠以一些著名作者的名字，以使它们具有一种可信度——人们把这一做法称为假托。假托在古代很流行，不仅涉及基督教的经文。换句话说，署名的使徒其实很有可能是编纂者假托的（这在正典经文也一样）。从现代历史批评的观点看，这些伪经的记述并不比正典经文更可信，或者更不可信。作为正典的经文，它们传授的是特定时代的基督教社团的信仰。有一些伪经，如《彼得福音》（属于公元2世纪），证明了在基督教和犹太教最终分道扬镳之前，即公元一、二世纪之交时的犹太基督教社团的信仰。其他的，如《雅各第一福音》（也是公元2世纪的），展示了一种大众的信仰，给奇迹留出很大的空间：它们主要寻求补充正典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童年的缺失，对基督教想像力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圣诞的牛或驴棚的故事）。最后，还有一些伪经证明了在基督教早期，在正统的信仰观念尚未产生之前神学上的矛盾和争论。这些经文是与被认为是“异教”的那些信仰的形式一致的，因为它们捍卫了被大多数人抛弃的论点。其中有些被称作“诺斯替派”经文。
诺斯替这个词的含义是“智慧”（希腊文中是gno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