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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报上登出所谓：
“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翟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
（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
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岁，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不知能否赐彼电话二三一六三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约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陈诚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二十二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敲定见面时间。到了二十二日十点十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
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磷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
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二十六岁二月间还是中尉，可是九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大小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