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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进医院，那些我不做他们不做、我一做他们就骚扰的护师派又来了。好在这次检查并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地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样长久的个去他家，是一件错误。那时他生命已在最后一年了，他变得软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时清明。就在这种衰病侵寻之中，殷海光被两批人利用了。这种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后才陆续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陈鼓应这批人。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作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其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一本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伪书。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太太这批人。殷太太夏君略是非常贤慧的女性。她长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亲切有礼。
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里写道：“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这话倒很近实情。我在殷海光家无数次，大家上天下地的谈，但殷太太从没参加过。我对她了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地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跟我提过他有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来在《“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大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太太总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大的，思想家讨错了者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珊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经》有一句是：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
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九月十二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十四日，我把一封信托王晓波交殷太太，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性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人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法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筹议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漏了我来的消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中说，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殷海光死在九月十六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大不懂事了！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九月二十一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的写照了。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殷海光死后，我和王晓波、王小明、盂绝子一起去看解剖，出来孟绝子对我说：“你看到老殷那个鸟了吗？那么小！…我想，殷海光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的婚姻情况，他的教棍太太，都该从这一不行上来观察。他服膺罗素，但罗素写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Morals）之书，他绝口不提，这可真怪也。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我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九月十四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大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九月十七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说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幢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吃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光先生悲哀！
去年九月十五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