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九月九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中央社纽约八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问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九月五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谷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好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活，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到了四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丈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连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好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
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彭尸纪
道亦有道，彭尸第三 见色忘友，见洞就钻
在文星时，一九六四年，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就是“彭案。”彭明敏给《文星》写槁后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他在蒋介石手中，一如蒋介石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手中，本想“不立文字”就脱身的，但蒋介石远不如张学良宽大，硬要彭明敏写悔过书才放他。对彭明敏“宽大之处理”，本是国民党的底价，这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王世杰日记》可以侧知。但彭明敏在牢中不知底价，只好决心投降。于是冒出一个由彭明敏的母亲陈金英出面向蒋介石写陈情书。再由彭明敏自己写悔过书的馊主意。陈情书和悔过书的拟稿，彭家和奔走其间的监察委员黄宝实等异想天开，意想到由彭明敏的朋友李敖代拟。我不但一口回绝，并且表示不悦。我说想革命就要做好汉，写悔过书算什么好汉！
彭明敏又不是小孩子，要写他自己去写，我是不干这种遗臭万年的缺德事的！何况我也不会写这种文章！这种事找到我头上，简直是侮辱我！后来的演变是：由彭明敏的伟大母亲陈金英出面找人代写陈情书，至于悔过书，还限由彭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