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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姊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一九八一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囚十四号的痕迹。
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一义”丫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法，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妹妹都喜欢玩儿，而且玩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降擦，铁板总是光溜溜十分干净。
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者住户，有根有据他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
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惟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大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位洋太大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四十四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姊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姊，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姊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姊四姊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一九九八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地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才干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占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问，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
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姊四姊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姊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姊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姊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姊回忆：
一九口一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漏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
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叠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姊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一厘米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上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入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王作。
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忐商定，仍请车同忐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下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 副局长 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讥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惊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
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一九四三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
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
我一下子长大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大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
“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