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这也是共产党政府工作经验的开端。在江西苏维埃，共产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建立政府机关，实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这些做法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来中共的统治方式有相当的影响。见IJ金《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大众动员政策和技术》，载AD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以及JR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3～51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2）
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1935—1945）
中国共产党人在向陕西长征的途中，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以作为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人对华威胁的一种反应。共产党的第一批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时其实力已大大削弱。尽管中共发出抵抗日本的号召已有多年，但只是在1935年以后，这一口号才获得了具体的政治意义。共产国际1935年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再次进攻带来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中共转移到靠近华北的棘手地区，这一切都使得国共合作有可能实现。通向新联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双方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和敌意，但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其基础亦已铺就。随着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二次统一战线变成了现实。见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48～93页。
然而，此次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十分不同，它实际上是在反日联盟基础上的军事停火。国民党放弃了对共产党人的“围剿”，而共产党则放弃苏维埃共和国，同意使这些地区和军队在形式上隶属于全国政府。事实上，两党之间很少开展什么合作，只是存在着大致可以理解的共识，即两党不处于交战状态，共产党控制的领土和力量保留了事实上的独立。中共利用了它由此而取得的安全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相应地抑制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权威。1937年1月，毛泽东的力量占领了陕北的延安，延安此后便成了陕甘宁边区这个稳固的新根据地的中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延安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首都，而且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日益壮大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事实上的首都。按照共产党的资料记载，到1945年，这样的边区和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个，大部分在华北，也有一部分在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南；中共发展到多达120万党员和91万武装人员，所统治地区的人口达9510万。见J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52页。鉴于中共的力量在长征结束时只有它在江西高峰时的一个零头，延安时期便是共产党人真正惊人地成长和壮大的时期。
第二次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中共力量在1937—1945年间的大量增长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势。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力量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不如国民党，但它第一次成了全国政权的真正争夺者。党的领导在人事和技术上的巩固推动了其力量如此大的增长，这反映了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成熟。毛泽东在1935年上升到领导地位时并未消除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在延安，他在党内打击或清除了有可能对他的统治发出挑战的人物。在1942—1944年的整个整风运动有关这场运动的文献，见《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1942—1944》。和1945年4—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七大修改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称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事业的正确性，并强调了他的各类政治反对者的错误和偏向。毛泽东使自己的“思想”成为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指导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尽管并非所有共产党根据地都如此），毛泽东的政治和学说权威的这种整合作用直接地转变成为实践；他所倡导的教育和规范党员、控制官僚、领导和组织群众、组织经济和完成其他许多任务的方法，都得到了系统的应用，并被公式化为中共政治作风不可分割的部分。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的分析，并强调其在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作用，见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1935—1945年间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中共口号的民族主义化。在苏维埃时期，中共保持了基本的阶级导向，这表现在中央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和苏区的土地政策上，它对农村富裕阶级不时采取严厉的没收政策。在统一战线之后，中共的经济政策变得比较温和，使自己得以争取各个阶级的支持。这场运动的焦点成了民族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这种转变表现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声明中和热烈的民族主义宣传上。因此，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统一战线是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声明，这一战略把通向政权的道路建立在广泛可能的民族基础上，而不是狭隘的或严酷的阶级路线上。这一战略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共在阐述这一点的意义的时候，不仅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在多阶级的广泛基础上吸引积极支持者的作风。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似乎是建议两党合作，每个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在事实上，中共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99～116页。还可参见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加州大学出版社1962年。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3）
内战（1946—1949）
在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国共这两个政治竞争者曾在美国人的调停下，谈判如何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美国人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妥协性的，因为美国曾经并且仍在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深刻的戒心与敌意使两者难以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1946年，一场内战爆发了，把这两党25年来斗争的规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军事水平。国民党军队在纸面上占优势，在开始时也取得了某些胜利， 但共产党人不久便表明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优势。1948年，潮流开始逆转，一年之内，国民党力量便被打败。他们逃到了台湾岛，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新政府。
对于中共来说，内战是争取生存的另一场军事斗争，这是比以前任何时候的规模都要大的战争，但也仍然是依靠军事力量开展的斗争的继续，这一点自从20年代后期以来就是党的历史标记。它也是形成和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当然，从面对敌对的日本人到面对敌对的中国人，这种转变使得敌对政治势力之间的阶级分野尖锐化了。中共以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吸引贫穷无地的农民，从而使得大部分农村精英成了革命的对象。在战争期间由于反日行动而被共产党人所接受的许多中国人，此时如果反对共产党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革目标，就会重新被划为“敌人”。当然，尽管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阶级冲突在激化，但中共仍然把它的运动定义为在多阶级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即中共自己），但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运动仍然依靠统一战线，即除了较少数的反动派和叛徒之外，所有中国人都可加入。
以上很粗略地概述的中共的历史，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多次提及。附加的细节将表明1949年以后政治的特殊方面。然而，重要的是强调中共的历史经验中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它们规定了毛泽东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尽管这些特征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看起来影响不太大了，但它们仍然是中共政治传统的重要部分。
动员和斗争
中共在掌权时坚信动员和斗争是政治的本质。直到革命时期结束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它受到敌对军事力量的包围，处于往往是不同情其事业的社会环境之中。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持消极态度必遭到反对，而且还会带来麻烦，因为它是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反应。见RH索罗门《论积极主义和积极分子：毛泽东主义论国家和社会的动机和政治作用》，载《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特别是第76～79页。最后到来的胜利是成功的政治动员的一个果实，这种动员是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展开的战时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
群众路线
与这一论题紧密联系的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由于中共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形势而产生的一条基本原则。对导致群众路线的经验条件的最好描述，见塞尔顿《延安道路》。较一般的讨论，可见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第70～100页；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46～64页、72～74页。一方面，它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可以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党当然仍独掌领导权，但没有群众的支援，其领导就不能实现高效率或是取得长久的效果。
在第二个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官僚和知识分子具有控制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他们工作环境中的那种官僚—知识分子的传统十分敏感。在他们对作为封建主义和压迫文化的代表的传统官僚的敌视中，还夹杂着对现代官僚的疑虑，这些现代官僚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国民党或外国强权。群众路线便是对这些方面的担忧作出的反应，它要求官员与群众接触，把许多行政职责交给民众团体去做，要求公民监督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行为。
最后，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联，亲身体验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冲动。1949年以后，中共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这种经验，但群众路线关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劝诫仍然提醒人们保持与大众需求的联系，人们认为这曾是使革命合法化的因素。
这最后一个方面直接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农村导向”有关。在苏维埃时期，他是农村根据地革命的主要发言人，他指出这种革命可在农村中生存和发展，暂时放弃城市，直到由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毛泽东在早期已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革命应当是一场农村革命。农村不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舞台，也是旧社会的堡垒，是革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