⒌诙伟征淼诵∑胶涂隙ɑ娉鋈巫芾碜鞅缃狻Ｍ�11月，官方宣布这一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行动，这表明1976年这一事件的牺牲者（邓小平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取得了胜利，而这一事件的首要受益者华国锋则已不在其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4）
“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改革（1978—1980）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共决定性地脱离华国锋的过渡性领导体制，当然也摆脱了中国的革命时代。这种“转移”提出，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此而取代了华国锋浮夸的发展目标和他所自称的毛泽东主义合法性。这一转移随着邓派力量的统治而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变化；用批评毛泽东、毛泽东主义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党史和党的学说；许多对内对外政策（包括现行体制的基本组织原则问题）都转向更有效地为现代化服务。尽管其中的某些变化在1978年12月之前已经发生（当然那时没有一个已经完成），但三中全会仍标志着与毛泽东主义的决裂和将中共纳入改革的轨道。
三中全会上领导权的变化导致华国锋的高层支持者的下台和邓小平集团许多人的提升。邓小平是中国整个1978—1985年时期统治的最高政治人物，尽管他不占有国家和党的正式领导职位。邓小平面临着持续的反对者，他在推进自己的主张方面也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三中全会确实把最高层的权力平衡转向了那些急于抛弃“文化大革命”和确立长期发展战略的人手中。
重新解释党的历史和学说是导向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论题。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胜利标志着在三个主要理论问题上重点的转移：物质目标和刺激，特别是全国经济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和用物质奖励来鼓励生产者的合理性，代替了“文化大革命”对意识形态目标和刺激力的强调；社会和谐的形象，即靠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而不再需要群众斗争和运动的社会形象，取代了毛泽东主义关于在中国坚持尖锐的阶级斗争，需要“继续革命”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律和民主的机构程序代替了由领导的个人指示和权威来使政策和学说合法化的做法。这种对毛泽东主义明显的重新阐述提出了如何评价毛泽东个人在中共历史上作用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微妙问题的回答只能慢慢地作出；但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面对这一问题。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评首先出现在1978—197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的大字报上，事先未经党的批准。此后，1979年9月，叶剑英（在中共的排名表上位于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一个最高军事和政治人物）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承认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并宣布中共将召开一次会议，总结对这些难题的评价。此后，官方对毛泽东主义时期的批评变得普遍了，当然，所许诺的关于党史的决议直到1981年6月才作出。这种拖延以及该文献的内容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有争议性。中共保留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原则，坚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误。同时也把他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巨大错误的凡人地位，并且还揭露了这些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失误的细节。这个决议尽管还算不上是十足的“非毛化”，但它在1957年前、1978年后的正确路线与毛泽东主义时期的错误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理论界限。
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政策迅速铺开，几乎触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学界努力恢复和提高学术质量，以竞争性入学考试为基础的大学学生人数剧增。党的领导人强调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普遍贡献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一场有限制的学术和文艺的自由化允许讨论从前忌讳的问题或在表达形式上进行试验。自由化也具有政治含义，它导致1979年与官方认可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同时出现的某些公开的不同政见。社会主义法律与民主的加强成了一个普遍的论题，颁布了新的刑法，扩大了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了有关地方政府和选举的新法律，给予群众政治参与以更大的活动余地。中共领导人坚持干部也必须遵守法治主义、纪律和效率的新标准，“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经济改革包括消费者受益的增多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关键投入物品的价格，从而在数十年内第一次使农村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还给工薪收入者提高了工资，给生产工人发了奖金，并再度关心提高消费品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用“市场社会主义”来说明中国提高经济生产和效率的各种努力，那仍然是个不精确的术语。将某些决策权下放，更大地依靠专家和技术，改善管理体制，坚持企业应注重盈亏，这些并不必然地向中国的计划经济发出挑战。另一方面，扩大农村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允许农村和城市的某些生产单位根据市场调节它们的产品和价格，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所得利润（只要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些都是实质性地脱离了既成体制的改革。例如，农业上的责任制把大部分决定权交还给农户，允许农户在履行了对国家的合同义务之后到市场从事买卖，有效地废除了50年代中期建立的农业集体化制度。
在对外事务方面，三中全会制定了决定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它将通过扩大中国的国际联系来加速其现代化。从某些方面看，这种开放政策只是继续增加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肇始于70年代初的战略转移、以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为标志的外交接触。但是，邓小平的对外政策要比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追求的那种有限的反苏统一战线更为野心勃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于1978年12月完全正常化，随后是中国于1979年2月出兵越南（紧接在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回国之后），这些都加强了关于中国与美国正在走向反对苏联的事实联盟的猜测。随着对外贸易的激增，国家批准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借贷，以及允许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直接投资的新政策。为了偿付更大的商品和资本进口额，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出口和吸引旅游者。发起大规模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对外开放”措施的另一部分，这看起来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然而，改革在内外政策上的最初冲击波却被一个“调整”时期所取代，它修改了某些改革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另一些政策。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5）
调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调整”中国经济是70年代末的一个口号，因此它作为一项中心议题在1980—1981年出现，既不让人惊奇，也不是对改革的否定，而是表明中共领导人希望仔细地考察他们的改革，调整那些看起来是最成问题的东西。这第二种观点带有保守的偏见，但其结果仅仅是修改，而不是停止或甚至是偏离改革计划。调整的首要缘由是中国经济中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持续状况，以及由于增加进口、投资和补贴而使国家预算赤字增大。人们既关注中国经济在满足长期受压抑的消费者需求的同时维持迅速发展的能力，又担忧“自由化”和“开放”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后果。在国际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和以军事支持台湾的持续刺激表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没有为美中联盟扫清道路。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邓小平的反对者向他的改革计划发出了挑战，其结果是在三个主要领域的调整。
经济调整是1981—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该时期持续而稳妥的增长，当然随后的1986—1990年的时期也是如此，而所计划的高增长率只是安排在90年代。其核心是限制新的国家投资，在现有企业中提高效率，使生产增长依靠仔细的计划和技术投入。该项目标将集中于提高生产率，以此作为未来快速发展的基础。
调整的第二个领域是对外政策，伴之以中美关系的冷却和中苏关系的加温（主要是增加贸易和外交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比较对等地批评两个超级大国，肯定自己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联系和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独立的立场。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在阿富汗、北方边境和苏联支持越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增长的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继续使它更多地面向西方（包括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亚洲成员），而不是东方或南方。然而，这一转变重新肯定了中国决心在国际上起独立的作用，也结束了关于早日产生诸如中美联盟之类事情的猜测。
最后，调整收敛了70年代末的自由化倾向。公开的不同政见沉默了；提醒知识分子在文艺作品和学术辩论中的政治界限；要中国公民警惕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的意识形态污染。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共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的决议远未能达到否定他的程度。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仍然是这个不可置疑的制度的指导原则。
简言之，中共重新肯定了它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和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尽管如何加强其作用和原则（是用运动、清洗、意识形态教育、政治控制，还是其他等等）的问题在党的精英中仍然存在着争论，但不可怀疑的是，他们决心制止可能从改革政治中发展出的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的反对意见。
在上面描述的调整范围内，许多改革政策继续风行。事实上，调整本身扩展了某些改革，因为它强调财政上的节制、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这种态度把促进企业自身的改革和吸引更多的国外贸易、资本和技术放在首位。例如，农业的责任制几乎扩大到了每一个农户，许多农户发展出了专业化生产和服务中自由订立合同与承包的方式。土地的法律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到了15年，以鼓励农户为改良土地进行投资。农村责任制在增加生产上的成功促使该制度推广到城市企业和企业家。1984年10月中共的一项决定放松了价格控制，并加强了城市和工业中企业的自主性。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在回应某些调整想法时继续向前推进，尽管它看起来肯定了调整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某些担忧。
扩大改革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外国投资的政策。最初，中共将外国投资限于发展项目的借贷或信用，参加中国在其中拥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以及广东、福建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特殊项目。但是，调整不主张借款和大量购买外国货（特别是整个工厂），这就为无需中国人出资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大了机会。它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包括全部由外国投资和管理；指定14个东部沿海城市和港口为通过鼓励外国贸易和投资而加速经济发展的开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