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兔蠖饕逭铰浴罚υ肌睹恐芷缆邸�1976年；M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1973年；R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纽约，1979年；D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中的毛泽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应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外国观察者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世界的反对者和明确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现存秩序挑战而不是迁就它的追求激进变革的力量。这种形象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复杂化了，自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之后，他们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以追求国家安全和获得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国外贸易、技术和资本。
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背景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中国革命时代变革的广度和速度，同时又得认识它与植根于中国两千年帝国秩序中的那些模式的联系，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这场革命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派别之见，同时又要使用这些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惊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与棘手的问题和落后面并存；必须思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寻求安全和支持的努力，尽管它试图改造这种秩序并避开其局限性；还必须理解中国朝向或者脱离毛泽东主义、苏联和西方发展模式概念的运动的辩证法。这些挑战加强了这个课题的迷人性质，并有助于解释，围绕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究竟应强调哪些问题和哪些模式这一议题，外国观察家何以展开过这么多的辩论。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学者们试图追踪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富有挑战性的现实时，这种围绕问题和模式的辩论何以一直在变化着。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1）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争论和对它的总结是围绕着与它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乃至对于这个新政权的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这种历史导向有许多理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这一领域中的政治学家却相对寥寥。由于共产党政府的新颖性和有关它的信息的不确切性，人们不大愿意对1949年以后的事件作彻底的考察。就美国人而言，拒绝与中国大陆接触，老是盯着中国何以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些问题左右了政治的思考。有段时间，所有这些考虑都失去了它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直接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然而，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的争议过多地依靠1949年以前的资料和文献，这种倾向曾垄断了早期总结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争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的论题或争论点：毛泽东主义的独立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中国与外国影响；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根源。
毛泽东主义与正统思想
关于“毛泽东主义”的争论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而展开的最明显的、充满异议的和持久的辩论。当《中国季刊》（这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刊物）在1960年开始出版时，“毛泽东主义”是该刊头两期两篇主要文章的论题KA惠特福格尔《“毛泽东主义”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1、2期（1960年1—3月、4—6月），第72～86、16～34页；以及B施瓦兹《关于〈“毛泽东主义”传说〉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2期（1960年4—6月），第35～42页。；这种选择恰恰表明了它看起来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论题。这里不去陈述这位或者那位个别作者的具体论点，而只是简单地摆出这场辩论中的一般倾向。赞成“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人认为， 由毛泽东领导体制所规定、并由他的著作所阐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形式是独特的、叛道的或异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莫斯科。那些赞成中国“正统”而不赞成“毛泽东主义”提法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战略多远，他们觉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依赖于莫斯科。当然在事实上，这场辩论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而且正如上述简化了的说法所表明的，它提出了对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与莫斯科没有密切联系的革命者呢，抑或他们不过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种运动的中国分部的领导人？
中苏冲突解决了有关中国政治独立性的问题，支持了“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尽管在50年代俄国人对中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西方也普遍地把毛泽东主义（中国人自己绝少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当作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独特分部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接受。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的胜利自然加强了那些强调它的1949年以前的根源的人们的观点。对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绝妙考察，见SR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版，纽约，1969年，还可见于B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年。然而，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辩论仍然在两条广阔的阵线上展开。第一，对毛泽东早期偏离苏联学说的确切时间和程度仍然有争议，争论集中于1927—1935年间革命战略的复杂细节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例如见萧佐良（Hsiao Tsoling）《中国共产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IJ金《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江西苏维埃》，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JE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S斯瓦鲁普《1927—1934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及RC索恩顿《1928—1931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二，目前正在开展的究竟谁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讨论，是近期内更引起人们兴趣的论题。假定在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要差别（目前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否认这种差别的情况了），那么，是毛泽东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更符合其父辈学说？俄国人和一些西方分析家尽管观点并不一致，但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更正统，而毛泽东主义则偏离了正统，它偏向了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某种变种。中国人和另一些西方分析家（观点也不一致）则认为，毛泽东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而苏联表现出朝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异端倾向。见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上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论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3卷第1、2、4期（1977年1月、4月、10月）。这几期“论坛”中收集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和评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实际情况要比这里所介绍的复杂得多，由于目前中国人正在推翻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主义核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政策，这一问题便更加复杂了。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以前肯定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相似性的观点又复活了，尽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显而易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2）
中国与外国影响
当中苏分裂使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争议冷却下来的时候，与此相关而又更加微妙的问题被提上了前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究竟是表示可能毁灭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西方思想，假如不是俄国思想的话）征服了中国呢，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这个新朝代的某些作风是外来的，但又忠实于传统的统治模式？尽管人们有时会暗喻中共的“朝代”或把毛泽东比作“皇帝”，但如果严肃讨论这个论题，就应避免正式接受这两种极端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也是传播异于中国的外来价值观的温床，这种看法变得更为普遍了，尽管它很少不加修饰地出现；当然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中找到了强烈的依据。CP菲兹吉拉尔德则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另外一种观点，他指出了共产党人与中国传统统治方式之间强烈的相似性。他特别强调“世界主权权威”的观念，为了平衡经济而实行的国家管理，以及为了整合社会和提供选拔精英标准而确立的一种正统学说。CP菲兹吉拉尔德《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企鹅出版公司1964年，第41～42页及其他各处。
当代中国政治显然表现为内部和外来影响的混合。上述辩论的真正价值不是证明某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而是要确定这种混合影响究竟是什么。由于主导倾向集中于中共精英所实现和寻求的变革，因而人们便会很正常地注意另外那些肯定中国的“中国性”的人们。费正清曾持有一种中庸观点，而且他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始终不渝的发言人，他要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在当代已被削或破坏的结论持慎重态度，无论意识形态和官方导向怎样有可能暗示这一点，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为中国人的行为提供了某种解释。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坎布里奇，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967年。后面几章的分析将探讨中国历史的影响依然明显存在的许多种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国与外国影响的确切作用的辩论，并不只是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注，好像中国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从19世纪晚期起就一直明确地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对于如何运用外国和中国的东西重建自己制度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对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分析，可见SR施兰姆《导论：从历史角度看文化革命》，载施兰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3～27页。中国人最近谴责“四人帮”不合理地赞扬中国的东西、排斥外国的东西，这正是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指出了长期“封建权威主义”传统和很短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经验，也肯定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学习先进国家，这些例子表明他们再度感兴趣于外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积极方面。如此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视角都在转向更细致地评估中国传统和外国对革命影响的益处和责任的复杂方面。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3）
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
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三个主要争论点是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胜利的根源问题。怎样的条件和诉求赋予中共夺取胜利的力量？它又导致了怎样一种革命？C约翰逊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共产党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论点。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