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
——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凸出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诗经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硕人”诗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
——狂童之狂也，鸡巴！
诗无达诂
中国人历来都号召读经，读经的内容起码是四书五经。因为经书中有许多玄妙的词句，所以后人的解释，也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经书中最有味儿的是《诗经》，关于诗经的解释，因为各执一词，所以闹出来一句成语，叫“诗无达诂”。翻成白话，就是“诗没有固定的解释”。阿猫说诗的意思该如此如此，阿狗却说诗的意思该这般这般，其实诗的真义如何，阿猫和阿狗可能全对，也可能全不对，而该是阿牛阿马对。
——“舒而脱脱兮！”
文言文害死人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看谁文章写得好？
好文章的标准
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看谁文章写得好？
新时代的新标准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看谁文章写得好？
诗人要抽税
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人专务正业。
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因为——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整天摇头摆尾，写那不知所云的狗屁？他们除了只会将一些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一阵外，弄出来的，全无丝毫意义。从这种观点来过滤，他们不但不是诗人，反倒是骗子。甚至还不如骗子，骗子至少知道他持以行骗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要命的诗人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李诗廿四首
狂叛品
谈到文章，在明朝有所谓“文章二十五品”之说，其中有“简古”、“典则”、“讽切”、“刺议”、“攻击”、“潇洒”等二十五品，我认为在这些“品”中，一项重大的遗漏可说就是“狂叛品”了。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的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也不失为巨作。
——“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伪君子的文章
我生平最讨厌一些伪君子们在文章上装模作样忸怩作态，一下笔就好像一脑门子仁义道德之气，充塞于白纸黑字之间，读其文，似乎走进了孔庙中的大成殿，好像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番不可；读过之后，幸运的读者要昏昏欲睡，不幸的读者便要吃强胃散，文章也者，写到他们那种地步，真算罢了。
——“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在唐朝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调的《无双传》、裴的《昆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昆的《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都是最有名的。以后又有俞樾改写的《七侠五义》，以及什么《忠烈小侠五义传》、《续小五义传》、《永庆平》、《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等等，一淌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后，已经走向《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功夫愈来愈离谱，情节愈来愈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巅道行，都愈来愈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愈来愈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现时代脱节了。
——“武侠小说”，著镖！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学家
中国的文学家
中国的文学家都是穷兮兮的，非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两手推车不能活。如此艰辛，真的文学家早都饿死了。故台湾今日之文学家，并非真文学家，只是政治文学家、教书文学家、武侠文学家、农复会文学家……。
——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中国人的怀乡病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怀乡”是一个主要的部分，甚至是一个过度被滥用了的情绪。不论圣贤豪杰或阿猫阿狗，只要一离开他家乡三尺远，便开始“行吟”起来、“感怀”起来，正如陆机所说的：“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他们的情绪模式（pattern），已经完全变成了滥套子，他们顾影自怜的“哀号”，也完全变成了诗词中的陈腔滥调。
“怀乡”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怀乡”的意义也就愈来愈没意义。
所以，在现代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还整天以离乡背井为浩叹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怪他有点小气派，怪他缺乏“天地为我庐”的心胸，怪他对“锦绣山河”的全面性没有统一的认识。
——从乡愁到大气派
白话文
为什么活人不说话？为什么现代人要说古人话（并且有的还不是古人话）？这种的所谓“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呀！它们是徐志摩、朱自清、易家（君左）、谢冰莹和“苏雪林老婆婆”等等等等搅出来的，他们是祸首。
——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
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大干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人。……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
但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
以上的现象，叫做学文史的“异源合流”。这种异源合流，有时生佳儿，有时产劣种。前者如唐诗的昌荣，后者如元曲的败坏。研究文学的人，若不能看到这种变化，便算未曾了解其中的现象。
能分出中国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现象，加以研究，打倒普通堆砌材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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