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康宁祥的罪过不在他自己求名求利，得名得利，而是在他这种乡愿作风，使人们误以为他的路线是正道、是稳健，别人的路线就是旁门左道、是偏激、是盲动了。我敢说，今天党外的悲剧，许多受难人的不幸，康宁祥的作风多少要负责任，多少有以致之。康宁祥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谢东闵、林洋港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陶百川、徐复观是别人（雷震、殷海光）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恶紫，以其乱朱也！”有了万紫，就没有了千红，我们又怎么能不学学孔子，去讨厌讨厌紫色人物呢？
——论两面人
论魏廷朝
魏廷朝从一九六五年起就坐牢了，一直坐到今天。其中三进三出，长达十七年，真不愧是坐牢大王。他第二次坐牢，跟我同案，我所以和他同了案，又和他第一次坐牢有关。他第一次坐牢是跟彭明敏同案，彭明敏被捕时，身分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备受优待，魏廷朝借了彭明敏的光，少吃了不少苦头。魏廷朝身体极结实，反应又“迟钝”，给人一种厚重有力量的感觉。他第一次出狱后，彭明敏约他和我见面，我问他被国民党刑求的情形怎么样？他笑着说只被打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我和彭明敏听了，为之失笑。
——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陈鼓应
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周”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
——答陈平景
论陈鼓应之二
鼓应若不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将把殷门所学，尽付东流；若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又何能谈得下去？鼓应一生总是飘来飘去，没有主见，也不坚定，是一个不成格局的知识分子。
——李敖札记
论林洋港
有人以为林洋港先生的形象是能言善辩，我却认为他是多言乱辩而已。我劝林洋港先生停止他的大嘴巴，安静下来，接受思想家的领导。搞政治而不接受思想家的领导，只能变成政客，而非政治家。以林洋港先生的条件，如能认清这一关键，从此决心不再跟着国民党做传声筒，而做广大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我相信这才是他该走的路。
——给林洋港先生上一课
论林洋港之二
他有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嘴巴，连宪法都没有念通，他的头脑证明台大政治系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他是台大人的耻辱，想到他，就想到：“台大人，快走吧！”
——吐他一口痰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论江南
论江南
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江南之二
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柏杨
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论柏杨之二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三
在李敖为义助柏杨而冒险犯难、而构成李敖入狱黑罪状之一的时候，李敖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四
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真正的政党
真正的政党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得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这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纪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也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政治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党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
——反对党，党反对
清流与清议
“清流”是能发表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这种意见，叫做“清议”。明末清初不合作主义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头，有“清议”一则。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义《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是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
——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元首尊严
美国总统杰佛逊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他一概容忍，由于他不“维护元首尊严”，他维护了自由的尊严。
——李语录一五
政府应保民
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