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唐朝黄巢之乱后，黄巢的姬妾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奇怪说：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孩，为何从贼？女孩代表答道：我们从贼不过失身，但是国家以百万之众，不能拒贼，又怎么能怪我们？但是统治者不会自我反省的，他杀了这些女孩，表示他的威风、表示了对不能临难死节者的惩罚。
——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政治是一种专业
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
——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不要沉默抗议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纪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应该关注国事，不是人事起伏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主”的哲学。
唐甄的《潜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王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王符和唐甄这两位潜字号的作者，他们萧条异代，但在指斥“执政当局”上面，却千秋同调，使我们赞佩他们看法的敏锐。王符说没有一个官是好官、官愈大罪愈重；唐甄说统治者都是盗贼，都是一针见血的立论。想对中国真相有点了解的人，必须正视这种痛痛快快清清楚楚的立论，有了这种正视，任凭他们你来我去、李换王升、谁连任谁下台谁复出，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样。中国人民只有关注在国事上而不关注在盗贼集团的人事上，中国人民才有志气。整天搞盗贼集团的人事起伏，猜他们的谜、写他们的起居注，是没有出息的。
——记两本潜字号的著作
“拦路告状”的原因
台湾省主席对拦路告状行为，斥为落伍的思想与做法，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从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看拦路告状，的确“落伍”，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当一切“进步”的司法保障都使老百姓寒心；当一切“现代”的救济手段都使老百姓失望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弱者们，又该怎么办？他们除了试用“祖传秘方”外，又能怎么办？
结论是：除非在根本上达成“进步”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不然的话，还是“落伍”来得逼真、来得痛快！
——拦路告状不可拦！
论锡安山事件
自古以来，人民苦苛政久矣！在苛政之下，他们引领以望云霓，曾经演变出一种梦想，梦想有“世外桃源”的自由。这种好梦，从陶渊明精心下笔的《桃花源记》，到罗斯福脱口而出的“香格里拉”，都约略可见。但是，在苛政苛得无微不至之下，这一梦想，也就从来未能实现过。锡安山的先驱者们，他们是伟大的现代的宗教唐·吉诃德。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但是他们在人间建造天堂的信仰与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之下，人间伊甸的好梦，其实都是做不成的。锡安山子民的好梦，同样是这种伊甸好梦的一种，但却是更易碎的一种，因为在国民党的猜忌下，他们付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换得的，却是后无来者的凄凉。
锡安山子民的好梦，最后只有化为互慰之辞，望山兴叹而碎。他们的悲剧，是人间任何逃世者的悲剧。“世”是不能“逃”的，人们只有面对暴政、接近暴政、抵抗暴政，他们才能见到天国就在他们心里、圣山就在他们身边。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四处的奔波行脚，并不是一地的落户驻足。锡安山的子民，应该收拾起“锡安山见”的渴望，重新在山下进驻人寰。一旦把人间当成你们的，你们就会发现，人间无处不圣山。耶稣没有圣山，但他行踪所至，步步成圣，最后把罗马暴政化为尘土。——锡安山的子民们，请多想想真正的耶稣，请多想一想！
——警棍下的失乐园
上十字架的人
如果我们把天下放大一点、永久一点，我们自然不会为一时的蜚短流长而觉得不乐，我们还是要“为民喉舌”下去，即使民对我们七嘴八舌！在长远的“前路”里，我们相信上十字架的人必被肯定，虽然那种肯定，许多人要在死后才能显出。我们的苦恼是这个地区太小了，小得在世界上不论为“民主橱窗”也好、为“极权货柜”也罢，在大世界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许多纪录，都给埋没了。这种公道，也许只有在历史上给予评价、给予延伸……。
——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暗杀是不光明的手段
读中国历史，都可在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看到有“暗杀”的纪录。暗杀是一种不光明的政治手段，它唯一被肯定的场合，似乎只有在革命党挺身对当政者除暴的时候，除此而外，它经常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为什么呢？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万万不足为训了。所以，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就立刻表示反对。
——张敏的爸爸杀了谁？
新式统治者的杀人方法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里，革命的浪潮已淘汰了许多旧式统治者，而代之以新式的“王君”。新式统治者，于“杀”人一道，当然也推陈出新，有他聪明的新花样。新式统治者对他想要“杀”掉的人，永远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除去为上策，所谓“暗中干掉”是也！但这种“暗中干掉”的方式，只能施之于无名小卒，对薄有微名的异己，就不好向全国人和全世界人交代。于是在“暗中干掉”无名小卒外，不得不另想法子来对付薄有微名的一群。
新式统治者最初的手法是很幼稚的，他们大多采取“暗杀”、“暴毙”、“车祸”、“表面自杀”等形式来处理出了名的异己。但是，毕竟这些手法是太明显了，明显得连欧八桑都看得出到底是谁干的。于是，新式统治者只好再“精益求精”，在精益求精的杀人技巧大竞赛中，考了第一名的，就是小名“梭梭”的史太林！
——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统治者与儒家
统治者与儒家
中国帝王从汉朝以后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学跟统治者结合，却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统治者的串通，而不知道捧“作之师”的孔夫子本人，无异就等于捧“作之君”的统治者自己。巩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于巩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
——征兆——来头可不小
真民主
民主制度的特色就是表达反对的意见、容纳反对的意见。……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反对，即使为反对而反对，也是对的。
——论唱反调
暗杀政敌
古往今来，统治者为了确保家天下，自觉非得收拾政敌不可。收拾的方式，五花八门，如舆论斗臭、如逮捕拘禁、如刑求枪决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是，相较之下，这些手段都没有政治暗杀来得干脆利落、来得野蛮反动，许多“民族救星”，看起来是“救星”，其实都是政治暗杀的高手，这些枭雄型的“国家领导人”，不论在幕前幕后、在台上台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其阴险狠毒，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
有些政治暗杀很神秘、很高明，会杀得你满头雾水，直对无头公案摇头；有些政治暗杀则笨手笨脚，处处泄漏天机，杀的时候固然不远千里而去，杀得血脉贲张、淋漓尽致，但在东窗事发后，却被举世痛骂，其灰头土脸，自不在话下。
——中华民国总统怎样暗杀政敌？
特务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它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是一个。
——莎士比亚是特务
自由民主的气质
中国历来提倡自由民主的人，在气质上，都有点吹胡子瞪眼，而缺少英国美国那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这些人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胡适。胡适在气质上，倒非常自由民主，他的“卖相”极好，“卖幅”也不错，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活在自由民主空气里，即使是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你也感到他的叔度汪汪。同殷海光在一起，就不行；同雷震在一起，也不行。
——我的殷海光
要舍得骂自己人
要舍得骂自己人，才有资格骂别人；有气魄骂党外，才有脸骂国民党；有风度对内互相破口，才有可能对外一致大骂。自由民主就是“人骂我我也骂人”，只骂人不许人骂，这不是自由民主，这是秦始皇。我是不做秦始皇的，我是会写文章的“孟姜女”，并且不会哭的。如何在谈笑之间，摧毁敌人的长城，是我天降的大责任。
——要舍得骂自己人
畸形的自由民主
陶百川要人民“记取孔子孝经谏争章”！等于把自己当成儿子，把政府当成爸爸！因为把政府当成爸爸，所以人民说话要先低一级、要嚅嚅上条陈、要“忠告善道”、要“不为危言核论”、要“情信辞巧”。……在这种框框教育出来的人民，自然就是整天喊万岁唱梅花的、整天“感谢政府德意”的、整天歌颂“大有为政府”的。这样发展的自由民主，是畸形的自由民主、是奴性的自由民主、是绵羊的自由民主，不是男子汉的自由民主！
——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我为什么反对“政治挂帅”
为什么要反对“政治挂帅”？这问题可从两方面回答。反对“政治挂帅”的第一个理由是“为了自由和尊严”。古代思想家老早就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结论；近代思想家研究人格形态，政治型也被重视，结论出所谓“政治人”。政治人发展的结果，人类的种种自由和尊严，不论大小、不分远近，都将被政治辐射到、搅和到、乃至污染到，这是很要命的、讨厌的，使人觉得人间没有一块干净土。政治人追求虐待狂式的权力，追求到后来，肉麻当有趣，什么都要插上一脚，他们到处要文告、演说、剪彩、致训、颁奖、评审、座谈、题字、参观、巡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