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社会赖法治
该知道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有赖于法治，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中国过去太偏重人治和礼治，所以搅得乱七八糟，毫无客观可循的是非与体统，也毫不实际。所谓的“文人竟不知自爱，不能宽大为怀，多具容忍的气度”三点，在一个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面前，都是“碰不到头”的论调。“正直的建议”固然很令人感动，但是在方法学上和基点观念上，却根本“碰不到头”。
——刻薄的批评与正直的建议
不可法外杀人
宋朝时候有一个坏蛋，大家皆曰可杀，可是没有杀他的法律根据。但是大家还是要杀。当时范仲淹看不过去了，他说：“你们‘法外杀人’，会杀得‘手滑’！”
什么是“手滑”？“手滑”是杀得开心、杀得痛快，迟早杀出毛病，乱杀一气，最后连无辜的好人或不该杀的人也跟着宰了，闹得人人自危，法统全无，社会不像个社会。
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恐怖时代”。所谓“恐怖时代”，就是人人都保不住脑袋的时代，人人都可能被硬按上一个罪名，然后移请阎王老爷管训。那时候，光在巴黎一个地方，就被杀掉两千五百人；全法国的杀人纪录，大约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中，谁是坏蛋，谁是好人，大家根本分不清了，大家只是杀得眼红，哪顾得许多！
叫犯人逃掉也要守法
当罗案发生的时候，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有人同他谈到罗案，问他：“政府抓罗文干，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时机太迫切了，若等合法手续，手续办好，犯人早逃掉了。那怎么办？”梁启超说：“宁肯让犯人逃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是法律却逃掉了！”
守法的人“宁纵毋枉”，他们不但注意不“枉人”，更注意不“枉法”，如果贪图一时一地方便，任意“枉法”，要想达到不“枉人”的目的，就要枉费心思了！
——宁肯让犯人逃掉
判案不是猜谜
一件人命关天的大案子，用“想像的情况”来“猜”出谁是凶手，这种“执法”，是我们绝不敢领教的。我们认为这是一切冤狱和人权侵犯的祸源。
犯罪之认定全凭客观的证据，这本是近代证据法则的公理，不容任何什么训练班讲习班出身的法官乱来曲解的。不根据证据而根据荒谬的类推方法来判案，这种流弊，是最危险的。以下面命案为例，刘堂坤在初审中被判死刑，洋洋万言的判决书完全是一篇“猜谜示范”的范文，并不是咬得紧紧的有力证据书。用这样“想像的情况”来判人死刑，它的毛病，在二审判决中立刻就暴露了！二审判决推翻初审判决，并不是不把刘堂坤判死刑，二审判决照样把这个可怜的医生判了死刑。所不同的是，二审判决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编织“想像的情况”，来“猜谜”。这无异是说：初审的法官呀！你们的年资太浅，想像力不够，你们猜得不好！还是看我的！
于是，洋洋万言的二审判决书里，刘堂坤又被描写成另一种想像杀人的方式。
但是，事实上，刘堂坤再恶性重大、再神通广大，他“杀人”的情况，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一种，绝不可能有两种。而我们“高明光大”的法官，却居然能构想出两种出来！这不是大笑话吗？
——判案不是猜谜！
各国律师资格
日本的律师（辩护士）的资格之一是必须要通过司法试验，然后充司法修习生至少两年才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国会议员三年就可以当起来的；他们的法官（裁判官）检察官也要这种条件，要有“法律素养”。昭和二十二年（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公布的“裁判所法”第四编中对这些有详细的规定，他们的进步与严格，都不是我们的立法老爷们所能借鉴的。
再看美国。美国的法律教育是绝不随便的。一个学法律的人大多先修完两年至四年的大学教育，然后再读三年法学的本科。事实上，治疗人们身体的医生都要受七年教育；何况保障人们权益的律师和法官？美国律师公会规定的律师资格，一定是法律学院的毕业生而又通过律师考试的。此外在各州又有单行法，有的已近乎“苛求”的境界！例如许多州对于本州以外的律师的认可，除了要到本州住过一定的时间以外，还要要求该律师必得在他州的最高法院执行业务三年以上。
在英国方面，不论是“大律师”和“律师”，都要经过法律教育和考试，还要跟别的“大律师”和“律师”实习。
在德国，律师的资格正好和英国相左——要先有了法官的资格才能当律师。这种严格是可以想像的。法官资格的取得要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必须在大学学了三年法律以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必须第一次考试通过后，在法院、检察处、公证处或律师事务所等处实习三年半至四年，再提出四篇法学论文，才能参加。
写给老迈的民意代表
我们忍不住又要责备“政府”大官和民意代表，我们要质问你们整天干了些什么？干了几件不开倒车的好事？自大陆撤守十五年来，你们看看你们闹了多少笑话出来了？反对简体字、提倡中医、强奸医师法、扼杀高等考试、强制中文直排、非法援助唐荣、提倡写毛笔字、通过出版法、扰乱国家名器、签名拥护密医与算命先生，……这一切一切，哪一件不代表你们的混帐风度和大脑构造？哪一件能证明你们是在替我们小百姓办事，代我们小百姓说话？多少陋规恶法，是你们订出来的？多少伤风败俗，是你们干下手的？你们何不想想看？你们日暮途穷不足惜，因为你们做了孽，把大陆弄丢了，你们早该自杀以谢国人；可惜的是，这一代民族幼苗和青少年，竟不得不吃你们的恶果，为你们去殉葬，他们又有何辜？
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没有资格来答复，因为你们的心早死掉了，还是留下眯眯老眼，去泪洒林黛、意淫凌波吧！
——一九六四年八月“文星”杂志编辑室报告
麻木的“舆论喉舌”
“民意代表”（？）的立法委员的混帐不足惜，“舆论喉舌”（？）的新闻报纸总该表示一下清醒了吧？可是，没有，他们比立法委员还混帐。他们整天用大量的篇幅、大量的噪音、大量的图片来报导这一阵子来的亚洲影展、中国小姐选拔、民航飞机失事、林黛自杀等等漪欤盛哉的大事，……这些就是混帐的“自由中国舆论界”，对李敖先生把立法委员“导入正途”的呼吁的一个麻木答复！
自从五十一年的冬天到今年的夏天，“文星”杂志一直在呼吁并代拟办法来请立委和舆论界反省，可是他们仍旧执迷不悟，并且变本加厉。对这种可耻的现象，我们只好让历史延续他们的死相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文星”杂志编辑室报告
著作权
人类开始写书的时候，只是写书就开心了，压根儿没想到什么“版权”什么“著作权”，这种念头，是近代财产权观念精益求精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近代“正其谊又谋其利”的先进繁荣社会的产物。以英国论，英国形成先进繁荣社会，为时很早，当她形成这种社会以后，她的一切，都要有板有眼的来，一切都要制度化、习惯化。英国祖先虽是北欧海盗出身，可是一旦沐猴而冠起来，也不得不装成人样——至少自己人对自己人，要装成人样。换句话说，自己人对自己人可不能再海盗了，要海盗，要朝外海盗，不能在家里海盗，“家里光棍”是不行的。
就这样的，英国慢慢形成了保护财产权的法律，著作权就是其中之一。著作权的定义就是：老子编印的书，是老子的，你小子除了乖乖去买以外，休生歹念，不可盗印！书价也是老子定的，老子高兴定多少，就多少，你买不起，活该！穷人还想读书吗？屁！
——海盗万岁
人身攻击是一种瘟疫
在论辩场合里，“人身攻击”像是一种瘟疫，每个人都怕碰到它，它又可能碰到每个人，一个人不幸被它染上后，立刻又会传染别的人。
例如近来这笔公案，胡秋原先以“人身攻击”的方法，骂居浩然“钱多，如何得来，能‘全盘托出’吗？”（“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四期）；而居浩然也就投桃报李，以“人身攻击”回敬，说胡秋原的“丑史”，“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文星”五十九号）！于是胡秋原更火了，除了大骂居浩然，同时使居浩然“祸延显考”，——连居正的“人身”也被“攻击”起来了（“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十三期）！
这个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话：“人身攻击”像是一种瘟疫。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好讼之徒与法治
长坤先生你说你“曾遭受司法不法的戕害”，而“愿意提供一切真实资料”，以便“不白之冤，能够平反”。你这种对恶势力、坏遭遇的不甘心、不屈服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中国能够进步，能够走上法治，必须有赖你这种锲而不舍的认真精神，去追究、去抵抗，去弄个清楚明白、去搞个水落石出。换句话说，中国一定要有一些“刁民”出来，去“以身试法”，不畏强暴不怕麻烦地硬要得到满意的结论才成。中国非蔚成这样的风气，不能走上真正的法治；非蔚成这样的风气，不能养成信任法律的习惯。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刁民”之一。目前台湾有“刁民”性格的“好讼之徒”，颇有几位，跟我有的相识，有的有联络。我都很佩服他们，并且早就发愿要把他们的“放刁史”，一一写出来，不但公诸同好，泽及百姓，还要垂诸青史，光照百代。
——刁民万岁
“戒讼”思想是法治的大敌
我要写一两部《刁民传》、《好讼学大纲》、《打官司典范》、《司法黑暗史》等类的小书，用做普遍的宣传。我要使人知道传统中“戒讼”的言论，乃是真“法治”的大敌，是敷衍不求真的民族病，是不讲求是非的混哲学。中国人要有进步，必须从“认真”、“不甘休”、“争个明白”、“不让人”等类型的进取观念开始。换句话说，中国人必须练习放弃退缩的观念；如“得过且过”、如“让人三分”、如“讼则终凶”、如“相忍为安”等等等等，因为有这类观念并且成为习惯的人，绝不是工业社会里的人，他们该退到用牛耕作的农村去，去做任人宰割的“顺民”！
——论打官司的必要
什么是“刑”
先看什么是“刑”。法学家们说刑是法律中的名目，却不知道刑远在法律之前就出现，同时远在法律之外逍遥着。我们看不到殷商的法律，却看到殷商的刑罚，我们现在用的字，像“执”字、像“囚”字、像“圉”字，都是甲骨文中吓人的字。“执”是用刑具抓人，“囚”是抓到人放在牢里，“圉”是放在牢里还挂上手铐脚镣。从原始的意义来说，刑不是法律的名目，而是无法无天的名目。后来法律出来，把刑开始文明分类，摩登的分法是：一、生命刑（死刑——电椅、绞架、枪毙），二、自由刑（徒刑、拘役、假释等），三、财产刑（罚金、易服劳役、没收），四、资格刑（褫夺公权）。以上四类，比起固有文化来，形式上人道，实质上有的也难说。例如古代的自由刑里有“流刑”，流刑是“摒诸四夷而不与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