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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那小文时，重翻了一下当年初秋坐阳台花木间所读的《初冬的朝颜》，找出一些花木佳语。因专栏篇幅所限，有两句没能用上，它们虽属鹤西少作，却完全可以用来形容我对其文其人的感受况味，故抄在这里：
他写《栽花》：“有时真感到疑怪，怎么枝枝朵朵就一下都开得这么好看，‘骤惊春在眼’，连一霎的犹豫也是没有的吗？”
在《为拔钊题端午姑娘纪念册》里，他对花季死去的女子表示了这样一种达观：“然而花落了才有果子，那么，让这个果子留在你心里，且在你的心里成熟罢。”
——鹤西于我，正是那样眼前一亮的好花；他那从花花草草到棉花水稻的极美的人生旅程虽已走完，却是可长久在我心底回味的果实了。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霜降之夜。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31节 《西游记》：对人的失望
陈独秀说《西游记》唯一可取的只有研究当时语法的价值（《〈西游记〉新叙》）。这话未免学究气，但《西游记》的语言确是极有趣的，书中故事与人物人们早就熟悉，然而此书的魅力却能长盛不衰，其语言当记一功。比如，天兵天将来攻花果山，正在洞内与手下分饮偷来的仙酒的猴王闻报，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又说：“莫睬他。‘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几时成！’”令人喷饭。至若钱鍾书《吃饭》引猪八戒对小妖说的：“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汪曾祺《跑警报》记女生乐得有人伺候、男生正好献殷勤之状，引孙悟空的话：“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郎中，正是凑四合六的买卖”。——可见《西游记》的幽默语言深入人心，不限于市井也。
故此，胡适为汪原放整理标点的亚东版《西游记》作考证一文，最后得出结论：此书并无“微言大义”，只是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他（作者）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游记》的价值只在于诙谐玩世，让人图个乐子消遣的。
胡适又说，这篇考证本不必做，只因此书数百年来被“太聪明”、“不肯领略那极浅显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的人弄坏了，儒释道诸家各将其作为本门解说，即被人为地添上正经的使命，他才要考证而纠正之。
不幸的是，我一方面感到胡适对“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的批评正中下怀，另一方面却真的“正中下怀”了：自己知而不行，恰成为胡适嘲笑的自作聪明之一种。因为，我就竟从这书的笑谈谑语背后读出一些沉重的东西来。
在四八回中，唐僧见商贩冒寒涉险在结冰的通天河上行走，便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吴承恩冷眼一扫，便见尘世众生，殊途同归，且消解了取经大业的神圣，把它降为世俗营生的一种了。
而在其他地方，吴承恩更多的是将冷眼直接射向取经主脑唐僧。几乎每次历险故事的开头，都有一段程式化的描写：唐僧见山水险恶，总是心惊胆战地问可有妖怪虎狼，或担忧求宿之所，而孙悟空总要谈笑开解或劝导一番：“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三十二回）；“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八十五回）。
好一句“出家人莫说在家话”！行者不愧叫“悟空”，他的觉悟境界比号称高僧的唐三藏像样多了。唐僧前生是如来高足，今生则自幼为僧，深研佛理，又得传授《心经》，道行本当最高，出发前“心生魔生心灭魔灭”的一番高论也让担心路远魔多的众人夸赞不已（十三回）。然则为何屡屡与弟子一比就比出在家形象呢？盖因他今世托生为人也！一为凡人，便有种种思想挂碍，修再多道明再多理也都难完全超脱。而孙悟空是天孕石生的猴子，得天地灵气和兽类身躯，本质最为原始，他“心无挂碍”，所以反是他常用《心经》来开导师父，又批评师父：“未曾上山，先怕妖怪；又愁雷音路远，不能得到；思念长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梦多”。——谁让他的师父身为脆弱的“人”呢？
在某方面，唐僧甚至连猪八戒沙和尚都不如，托生为兽为妖的这两位，至少不会未见妖怪只见山水就战战兢兢。但细论下来，猪八戒又比沙和尚、白龙马要意志薄弱些，动辄喊散伙。此亦无他，老猪曾耕种娶妻，在高家庄过了一段人的日子——托生为人者最脆弱蒙昧，沾过人气的亦沾上人的软弱，吴承恩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那便是对人性的洞察和失望。
不错，唐僧总体上有诚意，也坚定，不过吴承恩将他的坚定定位为源于报效之心：“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报国”，要求取真经“保我王江山永固”；以及出于一种求知欲（十二回，闻观音化身称会大乘教法而欢喜求教）。因此，他的坚定只是人性范围内的坚定，与孙悟空那种来自天地自然的淳朴本性截然不同。即使到了雷音取得真经，弃了凡身肉壳之初，吴承恩还不肯放过他，非要让他再像凡人一样蒙昧一两回：回途经过通天河，唐僧又喊“这番如何是好”；晒经时经书粘住石头残破了，他又在懊恼，而孙悟空却能洞悉这些遭遇背后的天机（九十九回）。——到这时候，吴承恩还不忘借贬损唐僧来发出对“人”的叹息。
张潮《幽梦影》说：“《西游记》是一部悟书。”贾植芳则将《西游记》列为“给人以大领悟、大眼光、大沉痛、大感情、大学问”的几本书之一。我愿意从其冷眼观世、展示对人的失望这一点，来理解这两句评语。
偶然重读《西游记》，竟生出这番感慨。这比起胡适总结的种种“微言大义”，以及在胡适考证后所出现的诸多“主题分析”，怕要算是最虚无缥缈的一种了。其实如前所述，这类妄挖纸背的文人通病，是连我自己都要嘲笑的。
这么想想，便觉得创作者真是伟大，他写出作品，等于牵来一头大象，让我们这些瞎子读者摸着它各说各话痴人说梦，让不长进的考证者评论家各执其耳其鼻，等等，来作为发言的话题和维生的粮食。后来终于有人对此发出嘲笑了，然而为完成嘲笑他却必须也掺和进来，写那“本不必写”的长篇考证；也有人自嘲了，然而之所以自嘲，却正因为他也是说痴话的瞎者之一。没有人能够逃脱，除非他前无古人地创作，或者彻底沉默——而这却都是多么困难。
这使我在自嘲与叹息之余有了一点安慰，因为那种种现象正足以让人类对人类自己失望——恰恰回应了我的看法。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稿；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月修改。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32节 《三国》三感
一、吕布宣言
“马中赤兔，人中吕布”，是条好汉。但又是“三姓家奴”，有勇无谋，鼠目寸光，没什么道义原则，每次转投新主都出于个人私欲。
他中了王允的连环计、美人计，因争貂禅与董卓反目，决意背反。王允想让李肃把董卓请来杀之，吕布就对李肃说出一番话：“昔日公说布，使杀丁建阳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灵，罪恶贯盈，人神共愤。公可传天子诏往郿坞，宣卓入朝，伏兵诛之，力扶汉室，共作忠臣。”（第九回）
这样义正词严的宣言，在《三国演义》、在历史上都见得多了，但偏偏出自吕布之口，让人哑然失笑。分明只为争一个美人，却说什么“力扶汉室，共作忠臣”！
不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指责吕布的争美人。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力扶汉室，共作忠臣”，少的是个人情欲的张扬。如果吕布大大方方为美人打一仗，倒不失为有真性情的男子汉。但一者，他背反董卓的动机中，对董卓的愤恨、为自己受辱的恼怒，更多于对貂禅的爱；二者，他偏要学人来一番大义凛然的宣言，便不禁令人叹息了。
人类要实现自己的欲望，往往要挂起许多公理、正义的幌子，常常要打着旗号、戴着面具做人。反过来看，人类许多义正词严、理直气壮的旗帜下面，通常都是一些个人的私欲而已。
《三国演义》明确写了吕布旗帜下的私欲，那么，其他英雄好汉的“力扶汉室，共作忠臣”又如何呢？“三国”之外，从古到今的种种旗号又如何呢？推想开去，不但要叹息，还要虚无了。
要做一个“真人”是不大可能的，退而求其次，就做一个明白人吧，明白许多冠冕堂皇的说法通常都是吕布式宣言，不必较真儿的。
当然，也可以由此学到宽容，所谓悲天悯人是也。
二、寂寞豪华皆有意
曹操死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第七十八回）《三国演义》这一描写是确有出处的，按曹操遗嘱又云：“于（铜雀）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只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这也是吩咐侍妾的。从这些嘱咐，不难看到奸雄的另一面。
七十八回又引了“后人”《邺中歌》一诗，最后云：“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塚中人，塚中笑尔书生气。”
“书生轻议”，大概所议论的就是向帐、分香之事，作为一代豪杰，临终遗言如此琐细，确是易招正统道学之士非议的，但却正见出曹操的人情味，所以向来不受束缚的他哪怕在塚中，也要“笑尔书生气”了。这《邺中歌》写得真有见识，尤其这两句好：“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能做到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真是好境界。
三、不忍看残局
读《三国演义》前面的一大半，是精彩的、流畅的；可是读到三国既立，曹操、刘备死后，便有点兴致索然，没再看下去了。
在此之前，是创业阶段、上升阶段，英雄辈出，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建功立业。而在此之后，霸主老死，英雄零落，再没什么有光彩的人物出场，只剩一个孔明在鞠躬尽瘁，奔波修补——张爱玲说：“抛下卧龙岗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恩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还只是一层况味，更深一层的凄寂当是：他不仅在独撑一个蜀国，还在独撑一部大书，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主子还是部属，这时都没有可等量齐观者了。以“卧龙岗散淡之人”、天赋之才，而扎在一帮阿猫阿狗里，做着明知回天无力的徒劳大事，这是不是更“觉得不值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前的“三国演义”系列连环画，第三十五册《天水关》，有一页绘诸葛亮北征途中，经过马超坟墓，前往祭拜，叹道：“十年之间，精兵良将，丧了不少，再不及时进取，将来就没有可用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