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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满意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为了这种位置，他可以热心地做很多事，白天黑夜地张罗，累死都不要紧。但为了抵御别人侵占这种位置，他也时常有些狭隘的考虑。
她，张抗美，很认真地开口了。“我提个议……”她说。她长得不好看，满脸雀斑，又矮又小，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实际上她已经快三十岁了，而且在北京颇有知名度。她的几篇关于爱情婚姻的洋洋万言曾引起广泛反响。人们很难把她的相貌与她那笔锋犀利的论文统一起来。她与丈夫都是研究物理学的，丈夫已去美国留学，她也将出国。她明明知道那些初次见到她的人会因为她的相貌感到失望，她经常遇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失望，噢，你就是张抗美？她知道，此刻有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她就是张抗美？”她不在乎。她就是她。她是勇敢的，无所顾忌的，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要生活得幸福，首先要生活得勇敢。她坦然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咱们的讨论会最好采取走马灯和辩论相结合的方法。”
“什么？”人们都不懂了。
“走马灯，就是转着圈，每个人都简单扼要地发个两三分钟的言，这个言应该是你的思想宣言。但每人发布自己的思想纲领时，又不要互不相干，要和前面发言者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这就是和辩论相结合。概括起来就是：发表宣言的同时进行实质性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定要讲出自己的宣言。最后，人人都转圈讲过话了，我们就能在已经展开的思想面积上找到中心的争论，在那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她的方案太卓越了。不愧为张抗美。她不是难看的小姑娘。她与她的方案都站立住了。
“我打头炮吧。”他，焦莽安，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水泵厂厂长。胖而且壮，粗脖颈上一颗又圆又大的脑袋，已经开始秃顶，脸色红润，浓眉大眼，一股子热乎乎的憨厚劲儿。“你说完，我给你补充吧。”她，叶枫，焦莽安的妻子，是大学的经济系讲师，一个苗条干练的女人，紧挨他坐着。
夫妇俩坐在李向南身旁。他们曾和李向南在一个公社插队，是李向南的崇拜者。李向南感到左右簇拥着他的力量。他们讲话比自己讲话，更让他感到自己的份量。
“我认为中国的大趋势，简单说，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这当然不是指我们的政策了，是指历史本身的趋势。反拨的政策是反拨的历史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也算我的宣言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推进经济上的改革，脚踏实地的干，不要讲空话，拼命地往前拱，在二三十年内，造成民主政治的稳固的经济基础。”焦莽安说着，脸上渗出汗珠，他的嗓门很粗，口才不甚流利，显得有些笨拙。他表述的思想显得很平常，谈不上精彩，而且三言两语太简单，连一分钟时间也没用了。
叶枫远比丈夫聪敏，丈夫的话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引起了某些人的轻视，这些她都感觉到了。丈夫不是思想家，他的长处是善于实践。他像台大马力的发动机，滚烫的、不知疲倦的突突突不停开动。只要有人为他规划出战略，他就能以其精力旺盛的社会活动来实现它。而在思想上，她远比焦莽安更深刻、更有才华。
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县的插队知青中，她也远比他引入瞩目得多。后来，他们共同在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她也从未看起过他。然而，她渐渐地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行动力量——这正是她所缺少的，最后竟出人意料地嫁给了他。婚后，她不仅感到了他那火热的、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拥抱是有征服力的，而且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丈夫都成了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盖新房，挖菜窖，拉煤，种菜，担水，一切都靠他的忙碌。进县城过河时，他每次都背着她过。她成了被娇惯的“小妻子”。虽然，她仍然比丈夫有思想，有口才，然而，她还是崇拜他。
现在，丈夫的话讲得很“柴”，她并不以为耻。到底是他开的头一炮。讲的不深刻不要紧，有她“补充”呢。“我补充焦莽安的思想吧。”叶枫抽了一口烟，伸手轻轻弹了弹烟灰，然后目光平视很从容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苦果不是凭空结下的，它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残余累积而成的。刚才咱们看到的故宫就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它的颜色、格局、结构、造型，都集中表明着中国的皇权，表明着一种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美学观念。这些物质的、观念的东西，社会上到处都有残留。‘文化大革命’这种封建专制的东西发展到顶点了，物极必反，法西斯专制终于破解了，民主的力量向四面冲开禁锢。所以，今天中国的大趋势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运动，表现在政策上，就是放宽。开放就是一种放宽。然而，只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还不够，原来十亿人被捆成一捆，现在绳索断了，松绑了，可以活动了，整个社会还要继续发展向前，还要进一步改变经济、政治体制。所以，我认为：正确的战略与有效的实践在当前是最重要的。”
下卷：第六部分两派都含蓄地提出了批评
对面坐着的是许哲生。此刻，他垂着眼轻轻咳嗽了一声。就像他自己所知道的，他的咳嗽声是有份量的，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过了好几秒钟，他才声音沙哑地慢慢说道，“其实说大趋势并没有多大意义，那是政治算术，人人都能说一套。关键在于正确的改革战略，这里面就自然包括着你对大趋势的估计。”
“对。”他身旁的几个年轻人立刻附和道，“‘正确的战略，有效的实践’，你们说的正确战略具体是什么？”他们的话锋都向着叶枫。
“我简单说吧，在当前，在调整上当坚决派，在整顿上当强硬派，在改革上当稳健派。”叶枫看着他们很从容地说道，显出一种男性般的干练。
许哲生垂着眼，脸上布满深思。几秒钟的沉默中，他完全能感到人们在注视他，也能感到簇拥着自己的年轻人在跃跃欲试地想要发言。“这是个貌似正确的战略。”他说了一句，又微微停顿了一下。
万春亭上立刻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气氛。南边，许哲生这群人，北边，李向南这群人，同是改革派，但在战略思想上却经常发生像这样尖锐的争论。
“在改革上当稳健派？谁是激进派？我认为叶枫刚才的那个口号是个暧昧的口号。我不是不同意经济调整，比例失调需要调整，我也不是不同意整顿，我们面对着十年内乱留下的巨大经济困难，整顿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但是，根本又根本的出路是改革。要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地改革。有人说我是先锋派，我认为，在改革上就是要当先锋派，当彻底派。提所谓的当稳健派，实际上是面对现实阻力的妥协。”许哲生声音低哑一句一句地讲完了。几秒钟沉默。
商易笑了，通融而圆滑地插进话来：“我以为当稳健派的意思是：要在复杂错综矛盾的社会诸力量中找出合力线来，按合力线方向制定我们的战略，这样才实际可行。是吧？有的时候，先锋的战略，并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轨迹。”
“我们不应该站在平衡点上，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尽量使社会的平衡点往前移动一点，知道吗？”许哲生的声音提高了，露出一丝激烈来，“整个社会的轨迹是不会和先锋部队的努力完全一致的，但有了先锋的努力，社会的合力线才能往前移动一些。如果，先锋力量退到合力线位置，合力线还要往后退，知道吗？”
他是1966年的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他一个人跑遍了全国农村搞调查，写了不知多少篇关于农业政策的“反动文章”在地下流传，为此，他被抓，被判刑，被打坏了身体。现在，他在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中任职，一直怀着一种疾恶如仇的斗士情绪在搞改革。四十多岁了还未结婚，而且发誓独身。也许是由于长期迫害的身体状况不能结婚，也许他是想当个以身殉事业的大改革家，起码，人们普遍对他是这种印象。
“你全面讲讲你的‘宣言’吧。”张抗美笑道。
“你们可以去看报、看杂志。我的观点早已公布于众。”许哲生说道。
他，石涛亮，讲话了。这位眉清目秀的南方人看模样还像大学生，其实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学者了。“我认为，大趋势我们不仅要谈，而且要从历史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要把握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大趋势。”他的好听的南方口音显露出一种类似女性的文雅来；他急促的语气和微微带出的一点口吃，则显露出他的率真，“不这样看清历史，我们会犯近视的错误。我们会把精力消耗在一些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上。”“我完全同意石涛亮的观点。”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唐莹，这时用一种像小儿科大夫那样温和的上海口音说道。她的外貌像她的声音一样，美丽、纤弱、娇小，穿着一件浅绿色连衣裙，目光中含着温善。
石涛亮感到了唐莹的支持，他停住话等妻子讲下去，妻子的口才比他好，然而，唐莹讲了这一句之后便不再开口。他知道，在公开场合妻子总是尽量扮演配角。她希望他更多地讲话。就像他们合作写书，妻子也常常不愿署上她的名字一样。
还讲什么呢？他刚才的话已经对争论的两派都含蓄地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他们太急功近利，缺少更长远的历史眼光。
他是富有历史远见的。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对这个陈旧而崭新的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未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然而，他，石涛亮，在妻子唐莹的协助下，从1968年在大学“逍遥”开始，把控制论、系统论引进了历史研究，得出了引起世界学术界瞩目的结论。根据控制论理论指导下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它一方面有着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周期性振荡。这种系统巨大的稳定性，正是依靠它本身具有的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得以实现的。在这里，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改朝换代的周期性振荡，第一次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内在联系了起来。他第一次大胆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封建社会，保持“大一统”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儒生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没有人能够和他争论历史。然而，却有人与他争论现实。
“那你的结论呢，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有人问。
下卷：第六部分满身是病、性格怪僻的夏光鉴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进和开发新思想。能不能把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普及给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普及给比我们还年轻的下一代，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