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北京机场。一束鲜花。闪光灯。人大会堂的接见。夫妇俩在故宫的游览……“旧友重逢，我才真正明确地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真的。看着范书鸿和吴凤珠的老态，生命对时间流逝的说明是再有力不过了。他扭过头看着妻子笑笑。
妻子郁文也是华裔，白皙端庄，微胖，文雅中略含矜持，此时同样露出微微的一笑。那是理解的一笑，是几十年朝夕相处才有的平静而相应和的一笑。
“看上去你还年富力强。我是老了，真的老了。”范书鸿感慨地说。看着老同学还这样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地像个中年人，他更感到一丝淡淡的凄楚。
他和吴凤珠原想叫辆出租车来王府井烤鸭店。与老同学相聚，多少要点体面。“这还有个对外影响问题。”吴凤珠还一本正经地说道。但出租车叫不到，只好乘无轨电车来，体面和“影响”也就无法顾及。自己昨晚烫伤了脚，包扎着，走起路来一跛一拐，吴凤珠昨晚在阳台上晕倒后，体质还很弱。两个人在无轨电车上挤上挤下，不得不相互照顾遮挡，才能勉强站住。
他们下了电车，搀挽着在王府井大街密集的人流中缓缓朝烤鸭店走，人群摩擦着他们、碰撞着他们，老两口躲避着走得很慢，他突然感到了他们的衰老，骨骼衰老了，肌肉衰老了，大脑衰老了，衰老得干了，脆了，疏松了，有点儿朽了，不经碰了。一种风烛残年、相依为命的黯然袭上心头。这个喧闹繁华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有些凄凉，又有一点安慰：他的儿子还在这个世界中占有一个不算太软弱的位置。
“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就好了。”邓秋白转头看着林虹说道，“当初我们一起出国，又一起搞历史。现在要是能够团聚该多好。”他喟叹一声，把目光转向范书鸿，“现在才理解苏东坡那句诗的份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人长久最宝贵啊。”
林虹只是静静地听着。
见到父亲的两位老友，她没有那么多惆怅，父母的去世已经太遥远了，她只感到在这种场合需要保持晚辈的谦恭。她此时更多地是感到着对面范丹林不时投来的含笑目光，那目光后面又隐隐闪现出另一些人的目光：李向南的，顾晓鹰的，钟小鲁的，童伟的。她现在顾不上惆怅，她要考虑的是现实的人生。她甚至还能觉察到笑语喧哗的烤鸭店内不止一个男人在隔着人头人肩不时盯着看她。
邓秋白又把目光转向范丹妮：“你在电影界工作，忙吗？”
范书鸿和吴凤珠表面含笑，内里却含着一丝紧张。范丹妮对于陪着父母会见旧友毫无兴趣，甚至很不耐烦。“你们的同学是你们的事儿，非要我们去不行？我忙，没时间。”昨晚上她曾这样说过。
此时范丹妮显得亲热地答道：“挺忙的。”
“她是我们家最忙的人了，今天一大早就外出直忙到这会儿才算忙回来。”范书鸿指着女儿笑呵呵地说。笑声中充满了慈爱，内含的却是对女儿的讨好。
这反而让范丹妮烦了，她懂得为父母捧场，她并不愿意父母低三下四地巴结自己。她不高兴地说：“我一会儿就要走，还有事儿呢。”
当着客人的面，范书鸿有些难堪。为了掩饰，他略仰起身，指着女儿对邓秋白笑道：“也不知道她成天忙什么。爱电影爱得着迷了，啥也顾不上了。”
“年轻人总是这样的。”邓秋白说道。
范丹妮没再说什么。她感到心中压抑着阴云般翻滚的一大堆东西，想找个理由发泄出来。她知道现在不能发泄。
坐在她身旁的林虹并不看她，只是用身体一侧感觉着她，能觉出范丹妮的情绪。
下卷：第五部分大概也会对她献殷勤的
从胡正强家出来。范丹妮脸色难看地快步走着，林虹边走边和她说着话。她心神恍惚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路面坑坑洼洼硌着她的脚，她步子匆乱。直到离开了胡正强家，她才感到了屈辱。
当胡正强送她和林虹走出家门时，脸上依然像在公开场合那样温和文雅，然而在她眼里却是最虚伪不过了。是谁帮助他支撑着这个道貌岸然的形象？是文倩岚。她站在他身后，含着礼貌的微笑：“有时间再来吧。”文倩岚居然还能这样说。可是，这弄得自己也不能不虚伪：“你们回吧，不用送了。”自己当时不也这样礼貌地告别吗？胡正强微笑地目送着自己走下楼梯，他以后越发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并不能怎样报复他，只能忍气吞声。文倩岚也淡淡含笑地看着自己的背影，从今以后，她也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不过是个卑劣无耻的女人。林虹在一旁一直说笑着想哄自己高兴。今天她倒是收获不小，就要成为电影明星了。自己为什么要举荐她？她以后会得到童伟、钟小鲁、刘言这样一批男人的注目了。男人见了漂亮女人还不是都想得一手，胡正强大概也会对她献殷勤的。她一下子就飞到自己头上了。她不想听林虹说话，她烦。
“我现在不想听别人说话。”她说了一句。
“你今天怎么了？”沉默地走了好一会儿，林虹才关心地问。
“我现在恨一切人。”
与老同学见面，邓秋白没有一丝功成名就、衣锦归乡的兴奋，那是在其他场合：受到官方接待、游览故乡、参观母校时有的情绪，此刻他有的只是很深的歉疚感。为着自己曾经和范书鸿、吴凤珠是老同学；为着范书鸿、吴凤珠这几十年在国内坎坷多难、受尽折磨，而自己在国外却成就显赫、腾达荣光；为着他们已如此颓然老态而自己还精力旺盛、年富力强；为着他和范书鸿曾相约一块儿回国，然而在最后一刻自己没有履约。他现在的全部成就、健康、光荣，面对着范书鸿都变成歉疚不安的心理包袱。他竭力少谈自己，多谈范书鸿，多谈使范书鸿高兴的事情。
“丹林，这么说你现在是经济学家了？”他问范丹林。他感到了：儿子是范书鸿引以为骄傲的。
“我是在研究经济。”范丹林说。
“噢，丹林，我忘了，”范书鸿转身摘下挂在椅背上的提包，从里面拿出两本精装书，“我把你的书拿来了。你自己送给邓伯伯吧，请他指教。”这是范丹林撰写的两卷集经济学著作，绿色塑料皮上烫着金字：《经济控制论》。新塑料皮还散发着刚刚压膜出来的塑料味儿。范丹林有些意外，他至今还未收到样书。“我今天正好有事儿去印刷厂，顺便看了看，见书已经出来了，就先拿了一套。”范书鸿解释道。
范丹林接过书来，看到自己亲笔写的一大摞稿纸变成了铅字，变成了这样堂皇的两本书，他感到一种兴奋从手中传导上来。但他只是略翻了翻，便恭恭敬敬地双手捧送给邓秋白：“邓伯伯，请您指正。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
邓秋白接过书。范书鸿的儿子有如此的成就，自己能够表示祝贺了，这使他轻松了一些。“太好了。一看目录就很吸引人，很有气魄。”他翻看着赞叹道，显出由衷的高兴，“来，丹林，”他把书翻到空白的扉页，“请为我题写几个字，我一定好好拜读。”
范丹林拿出钢笔，恭恭敬敬地写上了：“邓秋白伯伯指正 范丹林”。
范书鸿在一旁含笑看着，他感到安慰。
范丹林抬起头，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他不禁也为父亲的一生怅然了。
吃过早饭，范书鸿就乘公共汽车到了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他一瘸一拐地上到三楼，按着门牌号找到了自己一个研究生的家，研究生的父亲是印刷厂的普通干部。他敲门。
“谁呀？进来吧。”屋里一个姑娘的喊声。推门进去，一个二十来岁的圆脸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立柜穿衣镜前比试着自己刚穿上的连衣裙。屋里简陋脏乱，地上一个大洗衣盆内堆满着要洗的脏衣服，床上，围着被子半躺半坐着一个瘫痪老头儿。
您找谁？找我哥哥？他出去了。您是他导师？您找他什么事儿呀？
他不好意思对姑娘说了。他原想通过这个研究生的父亲到印刷厂里看看：丹林的书怎么样了？能不能现在就拿上一套。他不知道怎么张嘴。
“我带你去找吧。他可能到外面看书去了。”姑娘显得十分热情。
他瘸拐着，跟着姑娘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未找见。
“您找我哥哥有急事吗？”姑娘问。
“有一点。”
“能跟我说吗？”
“嗯……你父亲在吗？”
“您是找我父亲？那不是，我爸爸买菜回来了。爸爸，有人找你。”
一个神情敦厚的中年干部提着菜篮迎面走来：“您找谁？……噢，您是亮亮的导师啊，有啥事儿，尽管说吧。”
“我……我是……想问问，我有这么一件事儿，可能要麻烦您……”为这事张嘴真难啊。结果，事情并不难办。他被领到厂里。范丹林的书早已装订好，塑料皮也来了，堆在那儿，只是还没有一本本套上。
他自己配好一套先拿上了，好像拿着自己的生命。
下卷：第五部分死易耳，立孤难也
外面不知何时暗下来了。听见纷纷沓沓的脚步声。雷电交加。噢，下雨了，天气预报没报，天有不测风云，雷阵雨下不长。主客看着窗外大雨议论了几句，注意力又回到饭桌上。烤鸭店内灯开了，一片雪亮，任凭外面风狂雨暴，店内另成世界。
饭店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来来往往。菜一道道上来了，满桌喷香。酒瓶打开了，酒杯斟满了，气氛开始热烈。中国人招待中国人，亲热而殷切。
范书鸿：“来，为老同学的重逢，干杯。”
邓秋白：“来，为几十年的友谊干杯。”
范书鸿：“为你们回国观光接风干杯。”
邓秋白：“为你和凤珠健康，为你们全家健康干杯。”
范书鸿：“祝你和郁文，还有你们的女儿、儿子——下次让他们一块儿回来——一切都好，干杯。”
邓秋白：“丹林，丹妮，林虹，这杯酒，为祝你们年轻人一切都好干杯。”
范丹林：“邓伯伯、邓伯母，这杯酒敬你们，祝你们做出更大成就。”
邓秋白：“我要向你父亲请教，学习，范兄，来，敬你一杯，祝你在史学领域建树卓著。”
范书鸿伸出左手摇了摇，脸色一下黯然了：“不不，我已经不存这奢望了。惭愧啊，今天与老同学相会，我居然拿不出一本像样的著作回赠你。”
邓秋白举着酒杯，有些难堪地停在半空。他笑了笑：“过去国内政治不稳定，现在形势好了，范兄还是大有作为的。”
“不不，几年来我也时时头脑发热，想作为一番，但已然晚了。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脑子也老化了，确确实实有些老化了。”范书鸿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重新戴上。他的话中没有什么幽默，含着一丝挺实在的悲哀。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有些黯然。
“研究历史的人是需要一点历史条件的，”邓秋白感慨地说，“范兄，有一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三十年前，我没有如约和你们一起回国，一直感到很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