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考虑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体状况，废后之念再次在顺治的胸中涌动。
本来他同第二个皇后就毫无感情可言，为了日后董鄂氏的处境，他必须让董鄂氏正位中宫。
深知其中厉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顺治已经停止向皇后进笺奏后，“长跪顿首固请”，并以“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力劝顺治放弃废后之念。
满蒙联姻笼罩着后宫，就像一条挣不脱的枷锁，禁锢着多情天子与他的心上人。
董鄂氏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顺治十四年她的父亲鄂硕去世，对此董鄂氏的反应并非异常悲痛，因为她正担心父亲会依仗皇贵妃父亲的身份在外面招摇生事，父亲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牵挂，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至死不变
顺治的爱已经成为董鄂氏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负，她在等级森严的后宫活得非常累。
顺治“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惟恐落下“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指责；当顺治在“日讲”后，和她探讨“章句大义”时，“辄喜”；而当顺治让她一同阅奏折时，则起身谢道“不敢干政”。
至于对太后她更是全力侍奉，“左右趣走”，即使她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子之后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连月子都没能坐，就要竭尽全力去侍奉生病的太后，而皇后却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尽妇道。
当她在丧子之后内心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依然要强颜欢笑，出现在太后的身边，“左右趣走”……长此以往，又怎能不应了“红颜薄命”？心力交瘁的董鄂氏终于病倒，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初八（１６６０年９月２３日）辞世，享年２２岁。
董鄂氏去世所激起的波澜比当年入宫还要剧烈，为了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已经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
按照传统，妃嫔只有在所生育的儿子继承了皇位，才能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后。
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顺治做出过激的举动，孝庄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
但在议谥时又出现了问题，尽管已经增加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１２个字，依然没有出现皇后谥号中所必须有的两个字——“天”、“圣”，如“承天辅圣”（顺治祖母孝慈高皇后）、“辅天协圣”（顺治嫡母孝端文皇后）。
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的顺治当然明白，董鄂氏既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也不是母以子贵熬上来的，虽然他贵为天子但对森严的封建礼数竟也无可奈何。
就像那首被称为出自顺治手笔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来不自由”！顺治失去董鄂妃后的情绪失控，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顺治剃度
在葬礼结束后，顺治帝又掀起出家当和尚的轩然大波，他让玉林通的弟子行森和尚为自己剃度，以表示弃天下如敝屣的决心。
顺治的出家念头在董鄂氏去世时已经萌生，但他的未了情还要用手中的权力去了结——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一旦把这两件事办妥，他就要遁入空门了。
顺治的剃度，实际是一个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会寺同和尚憨璞会面后，顺治又同玉林、木陈、行森等禅师频繁接触。
这当然有争取逃入空门士人的考虑，因为自唐宋以来，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后，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灵上的某种慰藉。
据当时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维克特•；瑞奇（Vctor Ricci）所记：“许多忠于明朝的志士们不愿受满洲统治而出家当了和尚，不少学者、诗人、画家栖身寺庙。”他们中有的以“思明”为法号；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祯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十几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赋诗：“一声长啸出红尘，忠孝原来是法身”，以诗言志；还有的把时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缢的故君——崇祯的诗文，编辑成册，名曰《新蒲绿》。“儒之门几无人”“率被释氏牵之去”以及空门不空，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
顺治先后诏令在禅门中颇有影响的玉林、木陈禅师进京论道。
木陈不仅是“新蒲绿”的编辑者，还在顺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开堂说法，而当时的舟山在鲁王朱以海的控制之下，其政治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陈在进京后，被顺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当时称为西苑）居住堪称是志趣相投，心有灵犀。
顺治的博学多闻、礼贤下士，已经把木陈胸臆间的故国之思、华夷之别荡涤殆尽。
在其离京前夕（顺治十七年五月）曾挥毫写下：“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惜别之情、眷恋之意已经跃然而现。
“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的木陈，在南归后还写了一篇颇有政治色彩的文章《从周录》，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意，还对明清鼎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其文曰：“向使殷之丧师，同于明之亡国，武王之兴同于世祖之兴，则伯夷将弹冠入周，安事首阳清饿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国士，往往托首阳以自高，则已违乎周、清从违之义矣。”这一番议论，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陈已非彼木陈！而木陈“以比丘尼不得为君父报仇”的告诫，更是顺治期待已久的。
满汉合作基础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礼禅也是个双刃剑，即瓦解了禅门，使得相当一部分禅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
与此同时也把顺治的思绪引向了空门，他曾对木陈说过“朕于财宝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晴”。
顺治甚至拜玉林为师，法号“行痴”，用现在的话也算得上是个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机锋问答，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关于顺治出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吴梅村还以此为题写了首长诗。
而在《清诗纪事》中还收录了一首署名为福临写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
虽然可以断定此诗并非顺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
朕乃山河大地主，忧国忧民时转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等句，确实反映出顺治不堪尘世礼法束缚的心境。
产生于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便安排主人公贾宝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礼教夺去生命后，毅然抛弃荣华富贵出家当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于顺治强烈的出家之念。
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时很可能听到有关顺治试图遁入佛门的真实情况，正是有了这种生活积淀，《红楼梦》这部巨著也才具有如此强的震撼力。
但顺治的出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及时赶到北京的玉林制止了顺治的出家之举。
玉林明确表示：如果皇帝不放弃出家之念，就将烧死行森。
熊熊燃烧的柴堆迫使顺治让步，依然留在尘世当皇帝。
为此他安排最得宠的太监吴良辅作为皇帝的替身在悯忠寺出家，以了结皇帝的未遂之愿，并在十八年的正月初二御驾降临悯忠寺，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顺治在十几岁时得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结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现出病态的亢进，用中医的观点来解释就是阴虚阳亢，而当时顺治又处于青春期，纵欲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病态的亢进耗尽了他体内的元气，以至才２０岁出头就已经阴阳俱虚，气血两亏。
顺治对董鄂妃的宠爱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独承雨露”，实际上皇帝同她经常“分床而居”，彼此如同老友一般，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沟通。
而董鄂妃的去世，已经使得顺治的命门火虚弱到随时就能熄灭的程度。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５天去世，按照他的遗嘱：由行森在景山举行火化仪式，奉命来京的行森在四月十七日为顺治举行了秉炬，其遗体及生前御用物品全部焚烧。
顺治的骨灰葬在他生前择定的墓地——位于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
令顺治没能料到的是，他逝后的谥号“章”也未能系在董鄂氏的皇后谥号上，这就意味着孝献皇后不可能配享太庙……然而无论是礼教还是名分，对于紫禁城里所发生的长达数年的惊世骇俗的生死之恋，不也都是无可奈何吗？！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堂妹殉葬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的当天下午就感到有些身体不适。
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三，就已经出现出痘的症状（当时人把生天花称为出痘）。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洲人，本来对天花病毒就缺乏免疫力，而成年人出天花往往会危及生命，因而每年的冬季及初春顺治都要到南苑去避痘。
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为了董鄂妃的葬礼弄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到了正月初六顺治病危，这天凌晨麻勒吉与汉族学士王熙到皇帝病榻旁奉命撰写遗诏。
据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在写完第一段后“遂奏明：恐圣体过劳，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在正月初七子刻在养心殿去世，时年２４岁。
不难看出，顺治的遗诏在去他世之前已经由本人审阅定稿，然而遗诏是在申时才公布的。
公布遗诏是在顺治去世之后４个时辰（８个小时），而且遗诏已经变成了罪己诏。
曾经参与撰写遗诏的王熙在遗诏公布后，便把自己保存的所有同遗诏有关的文字记录全部付之一炬，而且此后对所有涉及的内容守口如瓶。
据孟森先生考证“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８个小时足够修改了。
在这份罪己诏中的第十条就涉及到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端敬皇后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
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把对董鄂氏的葬礼逾度写进罪己诏，的确反映了孝庄的强烈不满，在她看来顺治如果不如此伤感、劳神，又怎能会染上痘症并因此撒手而去。
而［美］A．W．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福临传》中也有如下的评论：“在这份以福临名义发布的遗诏，把福临装扮成因为有某些过失而下罪己诏者，例如加予宠妃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