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进攻上海时就遭到英军、法军以及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的狙击……两宫与奕所组成的三人同盟，应该有个比较长的稳定时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头中是最弱的。
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指慈安）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
在两宫太后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帘之初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连拟份谕令慈禧都错别字连篇，从内务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奕，就连宗人府、神机营也都交给恭亲王办理，甚至就连恭亲王的女儿都被封为固伦公主。
咸丰之后的政坛三巨头，在反对八大臣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而动荡的局势，也迫使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但伴随着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六月十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涛基本被平息，“同治中兴”就像一现的昙花在晚清的政坛上出现。
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把困扰清王朝１４年的太平军的主力给镇压了下去，至于太平军余部以及捻军依然牵制着清军的大队人马。
内忧的问题都未彻底解决，更不要说外患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局面却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体制受到冲击。
本来两宫同恭亲王的联合就各有各自的动机，慈安主要是不愿小皇帝受制于八大臣，而慈禧则是为了借助奕的力量实现垂帘，至于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不过是以支持垂帘的名义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取而代之，因而在结盟之初就潜伏着日后龌龊的契机。
慈禧本来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乎！因而慈禧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把奕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
所谓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亲王被两宫召见时，每次都要商议国内外的大事，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两宫也都预备下赏赐的茶水，谈的时间长了两宫中的一位必然会说“给六爷茶”。
然而有一次却没有预备，唇焦口燥的恭亲王下意识地从御案上拿起个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时用的，赶紧又放了回去，水没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动用两宫的御用茶盅。
还有一次，跪着回答两宫问话的奕，说的时间长了就自己站了起来……这类事情在垂帘之初慈禧也未必较真，但在收复南京后她觉得削弱奕权力的机会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必须拉着慈安一起干，这才是“嫌隙人有意声嫌隙”。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的一切职务。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近支亲王也都开始上书：“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东陵祭祀的醇亲王闻讯也急忙赶回，上言道：“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
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紧接着肃亲王隆（qin）联络诸王近支联名上疏，一再强调：“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廷臣所共见……臣等以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于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语破的者：“若廊庙之上，先启嫌疑，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王公大臣的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还为时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慈禧想把奕从权力中枢排挤出来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毕竟削掉了奕的议政王名号。
奕当然也清楚，这场风波名义上是两宫发难，实际上是慈禧一个人在筹划，缺乏主见的慈安不过是被慈禧利用。
在三巨头的同盟中，别看慈安几乎什么都不插手，可谁能把她拉过去谁就占有优势……奕不仅窥到慈禧的勃勃野心，也发现了慈安的价值，他知道在今后三人同治的道路上，这类风波依旧会出现……自从留在京城同联军交涉，奕就已经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三四百人的军队就逼得天子出狩、就把皇家园林烧成一片废墟，大清国要想不被鱼肉，只有走“自强”的路，以奕的认识也就是购买洋枪洋炮。
虽然奕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同两宫相比他在洋务方面的经验就算是丰富的。
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封疆大吏也都开始办起了洋务，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叶以后以国防工业为领军的涵盖采矿、制造、航运、近代教育等方面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崛起，江南制造局、福建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以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措施，都使得晚清社会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洋务与维新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差那么一步，用冯桂芬的话来说就是：“略仿西法”、“注重舆论”、“废除科举”、“改进教育”“加强地方自治”鼓励读书人“发表政见”。
然而当时所有办洋务的人，都没能意识到与之相关的“西法”。
别说两宫皇太后，就是热衷办洋务的奕也没有跨过这一步。
退一万步说，即使恭亲王能跨过这一步，两宫皇太后也不会对制约君权的“西法”认可。
维持三巨头共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问题是慈禧的权欲太强了，她把手下的那些太监当作耳目，这些一方面为慈禧效力，一方面也狗仗人势。
最受慈禧信赖的大太监安德海，就是个想弄权的人，由于“颇嫉恭王为两宫所倚任，因以谗去其议政权”。
甚至依仗慈禧太后的势力，在同治面前作威作福，气得小皇帝不止一次大声叫喊着要杀了安德海……要杀安德海谈何容易，慈禧那一关就不好过。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七月，安德海以给小皇帝办龙袍为借口出京，打算到苏州玩一趟。
本来清廷有太监不得擅自出京的祖制，既然太后可以垂帘听政置祖制于不顾，太监也就可以到北京城外面抖抖威风，上行下效嘛！安德海也的确有点太张扬了，“自称奉旨差遣”，“乘坐太平船两只，声势煊赫……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沿着运河往南而去。
一路之上俨然就像钦差，安德海得意之极，甚至公然敲诈勒索……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安德海还在直隶境内时，就已经得到安德海一路之上种种不法行迹的奏报，一方面他命令下属做好逮捕安德海的准备，另一方面把安德海在外招摇煽惑的奏折已经写好，待其行至泰安将其抓获，押往济南。
与此同时丁宝桢的奏折也送往北京，恭亲王立即先向慈安报告，慈安在其垂帘期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奕的支持下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议论处理意见，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终于给山东巡抚丁宝桢颁发了对安德海“即行就地正法”的谕令。
处死安德海，对慈禧日益膨胀的权欲无疑是个制约，但慈禧自有自己的逻辑：谁都知道安德海是西太后最赏识的奴才，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别说是把狗给打死了，她绝不会咽下这口气……同治亲政后为了重修圆明园和恭亲王闹翻，一气之下把恭亲王一切职务革掉。
虽说当时慈禧已经归政，但她依旧控制着同治，不仅不支持处分恭亲王，反而把同治训斥了一通，令同治撤销颁出的谕令。
为何慈禧未对六爷落井下石呢？不是慈禧要宽容恭亲王，而是紫禁城内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同治在立后问题上竟然不听生母慈禧的安排，而听嫡母慈安的意见，在后宫内慈安、同治再加上同治皇后一起来对付她，她必须得缓和同恭亲王的关系。
再说，同治急着要修圆明园说的是为了母亲，实际是想把慈禧打发到圆子里，皇宫内院好由他和皇后把持。
就这点小算盘，能逃得过慈禧的眼睛？深谙权力之争的慈禧很清楚，在充满激流险滩的政坛上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她曾同慈安联手整过六爷，六爷也同慈安联手削弱过自己，而今她主动向六爷做出不计前嫌的姿态，争取把恭亲王拉到自己这边，至于三人同治还能维持多久，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虽然慈禧非常想尽快结束受人制约的时代，但她不会再贸然行事了。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走向独尊
同治驾崩，已经为结束三人同治、慈禧走向独裁铺平了道路。
在慈禧的主持下，咸丰的几个兄弟——恭亲王奕与醇亲王奕、钟郡王奕、孚郡王奕，以及出继给王绵恺（道光的弟弟，孝静成皇后之子）为后的老五奕都来到养心殿西暖阁来议立嗣君。
既然是为同治立继承人，却没有同治皇后的份，对此居然没有人质疑，足以反映出尚未议储，慈禧已经主宰了议储会议。
无论在一些正史著述还是在野史传说中，都盛传慈安手中保留着咸丰临终前给她的手谕，并对皇后说道：叶赫那拉氏“今即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皇太后，惟朕不能深信其人。
此后如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
如果真有那份手谕，也不可能是临终前写的，那时咸丰连“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都是口述由臣下记录的，除非咸丰在肃顺的提醒下早就写好了这份遗诏，在临终时交给皇后。
据说慈安为了表明对慈禧的信任，把遗诏拿给慈禧看，并当着慈禧的面把遗诏焚烧，才使得慈禧愈来愈跋扈专横。
从名分上说应该由慈安主持此次立储会议，同治的死已经使得慈禧失去母以子贵的基础，但以慈安的心计绝斗不过慈禧。
深通权术的慈禧已经在一年前的圆明园风波中把恭亲王奕置入毂中，这一次是慈禧同奕联合起来……此后，两宫垂帘就纯粹是个摆设了。
在咸丰的几个弟弟中为同治选下一辈的继承人也很困难……阿鲁特氏可以不贪图太后的名分，可慈禧却把太后垂帘听政看得同生命一样重，她早就盘算好了，立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