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诗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似乎有点孤证的味道，张煌言当时毕竟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浙江——鲁王政权所在地，即使太后与多尔衮真的有一个结婚仪式，也绝非他能亲眼目睹，而张煌言以此为题做诗，完全是出于对敌对势力一方兄死妻嫂习俗的嘲讽。
据说有人见到过太后下嫁的诏书，但在出版的众多清代史料中均未能查到。
以孝庄皇太后的机敏、以她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领悟，是不会采取像张煌言的诗中所描绘的方式——在慈宁宫去搞太后大婚礼，而且太后真的下嫁，睿王嫡妃又当如何安置？她的目的是在感情上笼络住摄政王，而不是制造新的家庭纠纷，即使真有床笫之欢也是在多尔衮“深入皇宫内院”时偶一为之，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以感情怀柔来缓和摄政王同顺治的关系，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拖延时间上。
对于多尔衮的体质孝庄皇太后心里有数，而摄政后的操劳益发加重他的负荷；更何况满洲贵族对纵欲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他本人对女色的迷恋，已经把他的身子快掏空了，他的阳寿只能比皇太极短。
谁知他还能活几年？在孝庄看来，当然是越短越好，就怕夜长梦多，同多尔衮的周旋、较量已经使得她心力交瘁……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以退为进
结束摄政的一天终于在孝庄的焦急期待中来到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１６５０年）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猎所去世，享年３９岁。
孝庄皇太后那颗紧绷着的心，稍稍有所和缓。
但她很清楚：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已经网络了一个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庞大集团，还有一个处心积虑要谋求摄政地位的英亲王阿济格。
只有解决上述问题，才可能彻底摆脱危机，此时此刻切不可掉以轻心，而首先需要孝庄对付的就是比她年长１０岁的英亲王阿济格。
阿济格时年４７岁，早在努尔哈赤在世时，阿济格与幼弟多铎就分别领有正白旗、镶白旗。
皇太极即位后，竭力瓦解阿济格同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的关系，以阿济格为多铎主婚为借口，剥夺了阿济格的正白旗，并让多尔衮当上了正白旗的旗主，因而多尔衮对阿济格一直防范有加，即使在当上摄政王后仍然禁止两白旗大臣同阿济格来往。
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多尔衮在临终前曾“召英亲王语后事，外莫能知”。
孝庄皇太后当然能猜到：多尔衮在大限将到之时与阿济格捐弃前嫌、甚至托付后事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对顺治亲政的忧虑。
多铎在一年前因生天花去世，多尔衮的过继儿子——多铎之子多尔博年仅１０岁，能够托付后事的也只有阿济格了。
多尔衮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锦囊妙计已经是个解不开的谜，但从阿济格的种种举措——在两白旗大臣中游说、劝他们拥立自己，敦促诸王“速立一摄政之人”，并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儿子劳亲“多率兵”来猎所，足以为了解多尔衮的锦囊妙计提供一个切入点。
英亲王迫不及待地谋求摄政王的事实，对于紫禁城中的顺治是个极大的威胁。
虽然顺治虚龄才１４岁，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颇具城府、精通韬略、能应付突发事变的母亲——孝庄皇太后。
抓住多尔衮去世的机会让顺治实现亲政已经刻不容缓，只有挫败了阿济格，两白旗大臣才能变得群龙无首，也才能谈得上分化瓦解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多尔衮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退为进，把追尊多尔衮作为争取两白旗大臣、孤立阿济格的手段。
在孝庄皇太后的安排下多尔衮被推上尊崇的神坛：十二月十三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４日）多尔衮去世的消息刚一抵京，如释重负的孝庄就让顺治颁布全国臣民易服举丧的诏令；十二月十七日当多尔衮的灵车回到北京，经孝庄的筹划顺治与诸王大臣身穿缟素到东直门外迎接已故摄政王的灵柩，举行哭祭；十二月十八日孝庄通过顺治下达对多尔衮“合依帝礼”的命令，并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当“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极）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的丰功伟绩；十二月二十五日对多尔衮的追尊达到了极点——追尊已故摄政王为成宗义皇帝、而在次年的正月十九又颁布了义皇帝的牌位“同太庙”的诏书，再次肯定了多尔衮“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的历史地位。
这位在事实上统治清王朝七年之久的摄政睿亲王不仅得到皇帝的称号，而且得到“同太庙”的待遇，得到皇帝所享有的所有哀荣。
对多尔衮的尊崇，消除了两白旗大臣的忧虑，他们不仅拒绝了阿济格的拉拢，而且明确表态要“依皇上为生”，并把阿济格的种种阴谋活动及时向朝廷汇报。
而多尔衮集团的骨干额克亲、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人还在护送摄政王灵柩回京途中，一举将心怀叵测的阿济格父子抓获。
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对阿济格图谋摄政一案的审理，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阿济格做出终身幽禁、籍没家产的判处。
对顺治亲政构成最大威胁的阿济格被清除，孝庄皇太后的以退为进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两白旗大臣的确有“依皇上为生”之意，但多年来形成的结党营私很难立即清除。
孝庄清醒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很快她发现御前大臣罗什、博尔惠在调整旗份时竟让多尔博继续统领两白旗，把多尔衮在世时从豪格手中剥夺的正蓝旗分给多铎之子多尼。
而按照多尔衮幽禁豪格时的承诺，豪格的正蓝旗在顺治亲政后即归还皇帝。
至于多尔衮领有两白旗是在多铎去世后形成的，多尔衮因多铎之子多尼年幼而代管镶白旗，在多尼长大成人后理应把镶白旗还给他，而不是把本应该归顺治的正蓝旗拨给多尼。
至于转投到睿王麾下的巩阿岱、锡翰甚至一再要求亲了政的顺治“破格宠顾多尔博”。
多尔衮的阴魂不散，他所经营的党羽继续结党营私……
孝庄皇太后敏锐地觉察到：清除、分化多尔衮集团必须尽快解决。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１６５１年２月２４日），两黄旗大臣告发罗什、博尔惠等结党营私“动摇国是”，于是罗什、博尔惠被处死，吴拜、苏拜等革职为民，有着皇族血缘的额克亲被革去宗室身份废为庶人。
经此处置，多尔衮集团已经溃不成军。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母子失和
孝庄凭借对突变的政治风云的把握，把儿子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又凭借胸中的韬略在随时都可能出现的逼宫危机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而当多尔衮去世后她则以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为１４岁的顺治赢得了亲政。
但对孝庄来说，顺治亲政后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日理万机对于孝庄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对于刚刚接手的顺治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且不说在多尔衮为了能长期大权独揽，在摄政时期根本就不曾让顺治受过从政的训练，就连读书识字的机会也不让小皇帝得到。
尽管朝廷官员特别是汉族官员为此一再吁请，多尔衮就是置之不理。
虽然孝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她很清楚多尔衮对此相当敏感，对小皇帝进行系统的文化教育就意味着为幼主日后亲政做准备，而多尔衮则希望把摄政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因而目不识丁的顺治在亲政之初，“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皇太极的庙号）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
“由是发愤读书”，早起晚睡，“每辰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
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便开始背诵，以至累得“呕血”。
经过几年时间的苦读，顺治不仅掌握了汉语、写得一手漂亮的墨宝，而且还系统学习了《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两汉古文、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以及元明以来的名著；就连明清之际金圣叹批点的《水浒》、《西厢》也在万机之余予以浏览。
对于顺治在上朝之后的苦读，孝庄在欣慰之余也有不尽的忧虑。
虽然儿子读了大量有裨治国安邦的经史类典籍，也恢复了“经筵”进讲，并在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十三经》、《二十一史》的过程中，对“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予以节录，“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迥然”，编辑了“旨约而易明，文简而易约”的《资政要览》三十篇。
但看得出，顺治对老庄、对书画、对诗词曲赋、明清小说以及禅宗的机锋相对的兴趣更浓。
上述杂书未尝不可略知一二，但对一个君王来说一旦陷进去，就容易移了性情，甚至丢了江山社稷。
南朝的梁武帝因沉溺佛经落得亡国，南唐的李后主因陶醉于填词而沦为阶下囚、乃至亲身品味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尽哀愁，至于字画都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宋徽宗就更惨，不仅国破家亡，还闹到被掠异邦的地步……
对于顺治诸多的个人兴趣孝庄不能听之任之，但要对已经亲政的儿子进行引导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知子莫若母，顺治是个感情多于理智的人，而万乘之尊所形成的自以为是与少年天子在思维上的不成熟又交织在一起。
太后与皇帝的关系绝非单纯的母子关系，作为母亲她必须理解儿子是天下之主的现实，她的任何规劝、建议都不能引起儿子的抵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如果天下太平也就罢了，可此时的清王朝离海内一统还差得远着呢——东南有郑成功的几千艘战舰，而西南又有以云贵为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严峻挑战，孝庄又焉能放得下……
伴随着顺治的亲政，皇帝大婚的问题也就产生了。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多尔衮摄政时给包办的，此女是孝庄太后的内侄女——吴克善之女，显而易见这门婚姻也体现了太后的意愿——通过联姻来巩固同蒙古各部的联盟。
然而，当孝庄皇太后的兄长吴克善在顺治八年正月十七（１６５１年２月８日）送女儿到北京时，尽管宗室亲王满达海等均建议应在二月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却遭到皇帝本人的拒绝。
对于这位“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的皇后人选，顺治并不想接纳，尚未合已心存芥蒂。
顺治对婚姻的抵触，同与多尔衮积怨甚深有一定的关系。
这位待嫁新娘，直至该年八月十三在被晾了八个月以后才得到册封，但肃穆的册封仪式一结束，皇后就被撂在一边。
如花似玉的容貌、含苞待放的年华统统被黄瓦红墙所禁锢。
多尔衮在摄政时曾伤害过小皇帝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