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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来钟，还有不少劳工来摊子前转悠。张长云看我在一旁无所事事，说：〃要么你先回去吧，我这儿还要卖一个多小时。〃我说：〃没事，没事，你慢慢卖。我得跟你才能回得去。〃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问道：〃你的东西有没有被偷过？〃要知道，巴黎窃贼众多是有名的，而且大多都是阿拉伯裔或是黑人青年，和眼前的这些人一模一样的面孔。在中国城就能见到他们成帮结伙地晃荡，连偷带抢，整个街区深受其害。这些劳工要是想顺手牵羊，在这个乱糟糟的环境里太容易了，五六个人同时试手表，打火机，讨价还价，有的人还离开小摊子几步，似乎张长云也不拿眼睛盯着。〃偷？〃他摇摇头，〃这些人不一样，从来没有。〃的确，他们是不一样，不一样之处就是他们是劳动者，劳动的人是有尊严的人。坐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我问他今天收入如何？张长云有些疲惫，但是算起账来还是很流利。从中午出门，到晚上9点多收摊，他卖了1300法郎的货，进价五六法郎的打火机和20来法郎的手表都被他翻了至少一倍卖出了，净赚700法郎，按当时的汇率，值1000人民币。这让我很是吃惊：这相当于法国一个基层管理人员的日工资。当然，张长云享受不到失业金、退休金之类的社会保障。
他和老婆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蛇头包送来法，花了26万人民币。来法后，两人先是分头搭铺，在黑衣工场里打工。两三年后，开始干起流动商贩。他觉得卖东西比每天十多个小时做衣服自在，挣的钱也多，有时候不想出去，还可以给自己放放假。我问他放假的时候多吗，回答那当然，每个月都要有一两天！他很得意，说自己来法国两三年就把借来的偷渡费还清了。现在攒了多少钱？他不太愿意说，叹口气，说自己从小就跟人跑码头，卖小商品，拎着大包小包，在长途汽车上可以颠簸几十个小时。而且，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中国个体商贩又是被禁止的，属于打击对象，第一次被抓，东西被没收，人被关，他才13岁，也和同村的大人一起挨了顿揍，饿了一天肚子。那样〃非法〃的日子都过来了，到了法国，不过是接着〃非法〃而已，一样是躲躲藏藏。原来，他适应性忍耐力强的秘密在这里，国内的生活已经把他扎实地准备了一番。在老家结婚后，他和老婆出去放养蜜蜂，四处奔波，日子也很苦。老想要一个儿子，却一连生了三个女儿，计划生育管得厉害，现在分头放在老家的爷爷和外公那儿养，以后要想办法办到法国来。
他说如果合法地来不了，让蛇头包送，就要花很多钱，把全部积蓄搭上都不够。儿子是到法国后生的。提到儿子，张长云一下来了劲，脸上放光。说有了儿子，比中了LOTO（法国彩票大奖）还高兴。自己什么都不怕了，挣钱更有劲。儿子将来能拿法籍，能上大学，比他爸爸肯定要强多了。我由衷地说，行行出状元，他这小贩干得太出色了，他性格中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能感染文化不同语言不通的顾客，和他讨价还价，买他的东西成了一种乐趣。他说这算什么，我还有个想法：你法语这么好，不如我们一起做！现在巴黎卖东西的温州人开始多起来了，东西不好卖了。我们可以再走远点，进一批货，到法国南部去，就去马赛，我听说那里全是阿拉伯人。温州人有几个懂法语的？他们是走不远的。我们到那里去，一定能挣大钱，怎么样？
我不得不佩服身边这个黑移民的雄心。
出了中国城地铁口，已经是11点多了。说了再见，张长云疲惫地背着比出门时瘪了一多半的包，消失在中国城的万家灯火里。当时，正逢法国右派政府执政，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内政部部长的位子上坐着让温州黑移民冒冷汗的德布雷。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上，就宣布掏10亿法郎的钱，要翻倍将非法移民遣送出境。在国会的支持下，就任几个月来，发动了打击非法移民的全面的战争，破获偷渡网，查抄黑工场，抓捕非法移民，提交严苛的移民法修正案，〃每周一机〃的轰鸣更让非法移民胆寒，不知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对于本来就艰难生存的黑移民们来说，德布雷时代简直就是噩梦。而德布雷部长却没料到，从中国乡村偷渡过来一个真正的小贩。对一个真正的小贩来说，他眼里没有国境线，哪儿有他的客人，哪儿就是他的王国。在法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全力打击之下，这个小贩却自如地穿行于巴黎的大街小巷，并获得他的顾客的喜爱，没人报警，没人告发。每天晚上回到家中，还能和妻子一起点数挺不错的收入，还期待着一点点实现一个非法移民的法国梦想。这个情景，对德布雷部长来说，可能也不啻一个噩梦。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38节：坚持到底
小燕和小飞两姐妹的家属于村里颇为殷实的一户，有一幢挺漂亮的贴着瓷砖的三层小楼。她们的父亲老何就是做瓷砖生意的，自己有一个生产瓷砖的半自动化的作坊。瓷砖生产是这个村里的支柱工业。村里的一条主要的街道两旁都是瓷砖店铺，各色瓷砖琳琅满目，有传统图案如松竹梅的，也有西洋风格的裸女横卧。与街平行的是一条黑黑的小河，河沿盖满了高矮不齐的瓷砖作坊。街道的一头是个不大的露天集市，卖蔬菜水果肉类和其他一些日用品。集市上人很拥挤，其中有很多是穿着汗衫短裤拖鞋的年轻人，围着五六张台球桌在玩儿。老何告诉我，这些都是外地人，江西来的小工，工场里的活儿，都叫他们给包了。看得出，这些年轻人的穿着和气质，是和衣着颇为讲究的当地人不同。那么村里的年轻人都干什么去了呢，回答是大多去了法国，剩下的，也是玩儿玩儿，但不是在村里，是进城打保龄球，或是唱卡拉OK。老何说两女儿在家时很听话，和村里别的年轻人不同，都帮家里打工。
但是，打工每个月也就能挣个六七百块钱，村里的年轻人都看不上。想做生意也很难，瓷砖场开得已经太多了，价格低得一不小心就赔本。听人说在法国当老板容易，钱挣得口袋满满，村里的路、学校、电影院都是法国回来的人修的。女儿留在村里，就一辈子和这些外地小工干一样的活儿了？做父母的最后的决定是将女儿送到法国去。尽管老何的家境不错，但是两个人上路，要花24万，也绝非是个小数目。在把家底都翻出来后，老何又各处借了十来万。前些日子女儿被抓的消息，让他们心拧紧了好一阵子。他们不敢想像女儿又回到村里来，给别人耻笑是一回事，24万可不就泡汤了？老何都不愿说〃遣送〃，就像出海的忌讳〃沉〃、赶车的忌讳〃翻〃一样，出去的都不说〃遣送〃这两个字。中午，小燕、小飞的妈妈做了一桌菜，留我们吃饭。饭桌上的交谈，也被拍摄下来。我还是不知趣地再次提起〃遣送〃这茬儿。问万一两姐妹被送回来，家里怎么办？当妈的不愿听，说怎么会被送回来？她们留定法国了，户口也会有的。别说这事了，上回她们被抓，我吓得觉都睡不着。我笑着说，给不给户口，送不送，那取决于法国的政策。
老何说，要是送回来，就再走，一定要坚持到底。小燕、小飞还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就嫁在村里。这会儿，也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来听妹妹们的事。她说自己本来也想走，但是有了孩子，舍不得走了。看妹妹们是这个样子，也不敢走了。说到走，她下意识地紧了紧怀里的孩子。她和父母都有个相同的观点，就是法国奇怪到不通情理，怎么不让人出苦力挣钱？这么多外地人，也都来温州打工啊，到劳务市场上，谈好价钱就行了。的确，如何能让这儿的乡镇企业里的劳动者，去远距离地理解这个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居然不让想做工的人做工？既然不理解，这里的人在向这个国度出发时，也就不再顾忌。我将在法国拍摄的部分片断录制在家用录像带上，带到了温州。我在巴黎先征询了晓蒙和小燕两姐妹的意见。他们说，给家里人看，有什么怕丢面子的。所以，这两家人和他们的一些亲戚，就成了这部片子的第一批观众。晓蒙的父亲50来岁，瘦瘦的，很精干的样子。
他家在东海之滨一个很富裕的村子里，和人合伙经营一个修船厂。做法是将行将退役的海轮、江轮买来，拆下一些部件卖掉外，再将船只改为短途的内河航运之用。这几年生意还不错。他在三层小楼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做得比小燕姐妹的父母更彻底，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晓蒙和他的弟弟，全都送去了法国。现在，家中只有他夫妻两人和晓蒙的爷爷一起生活。这个三层小楼给人很冷落的感觉，除了一楼客厅和厨房略有装饰外，楼上的房间几乎是白坯房，房里摆了六七张木板床。晓蒙的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这房子盖了有十来年，是准备给兄弟俩结婚用的。盖好后不久，兄弟俩就准备走了，所以就不装修了，想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再说。可是这一等，就是六年，儿子们回来的日子，还是遥遥无期。晓蒙父亲的眼里充满了惆怅，说，修船的时候，这些房间就给小工住。但是，晓蒙的父亲毫不后悔将两个儿子送出家门和国门。首先，大儿子晓蒙在家时就常惹事，花钱大手大脚不说，还和村里一帮少年人搅在一起，和邻村人打架干仗，总少不了他的份。
几帮人打来打去，都动了刀子。现在好了，晓蒙父亲说，哪里又听到打架的声音，再喊再叫，我还是睡我的觉，反正不会是我儿子了。而且，去法国，自己做工，知道钱来得不容易，儿子就会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惯，知道把钱省下来，将来干自己的事业了。原来，在晓蒙父亲的眼里，法国还能有管教少年的作用。晓蒙的父亲有一盘录像带，能够慰藉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和坚定他的信念。那上面是晓蒙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婚礼。为了这场婚礼，他还让人给儿子带去了两万法郎，他很乐意地拿出这盘带子，又一次陪来宾观赏。那是一场美丽的婚礼。画面上，小两口在美容院里整理发型，西装革履的晓蒙整个儿是个帅哥，身披婚纱，上了妆的晓晓很是秀丽。接下来的段落就是盛装的新郎新娘在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等名胜前的绿地喷泉边手挽手徜徉、拥抱、轻吻……画面加上了柔光，段落之间都是在轻柔的音乐配合下的淡入淡出。巴黎几家华人主持的婚礼录像公司，很知道如何满足客户的要求。不知道这已经是第几次观看了，但是，晓蒙的父母，又一次陶醉在这些画面里。
当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环境里出现一些他们熟悉的因素时，晓蒙父亲就给我当讲解员，解释为什么让新郎新娘共吃一碗面，共吃一碗元宵，一起咬一个鸡蛋……高潮是晚间的酒宴。当晓蒙挽着晓晓的手，在婚礼进行曲和来宾的掌声中，款款地走进一家豪华的中餐馆的大厅时，不太说话的晓蒙妈妈脸上笑开了花，看着电视屏幕的眼神，像是儿子就在眼前。晓蒙爸爸笑着摇头，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