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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北京的三个人，带着江青、吴法宪的指令到了济南，即刻抄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警卫处处长于杰、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副处长曲和钧、保卫股长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并在4月29日，用北京来的两架专机把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审查”，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
同时，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从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个小医院秘密“监护”，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县公安局长叶茂林，在担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时，只听过一次调查李干卿的情况汇报，也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到三个月，就含冤死去。此案还株连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平反大会上宣布：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冤案，是林彪死党和江青，及他们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制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强加给被迫害同志的种种罪名，一律推倒，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这个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就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吕正操等四十二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并经党组织同意，以新华社发消息的方式，向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张学良。
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硬说这是要求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回东北，“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因而“这是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1968年底，四十二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多人被“监护”关押，另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隔离”看管，都遭到了刑讯逼供。
1969年1月，制造这起陷害大案的人，又编造出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害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并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诬蔑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由此，凡是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中学、东北大学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在平反大会上，辽宁省委第三书记黄欧东宣布的省委决定说，对被列入这一冤案中，定为“特务”、“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九十人，一律平反；对被迫害致死的高崇民、阎宝航、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等同志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同志，予以妥善安置其工作和生活。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冤案的全部材料和个人档案中的黑材料；给被平反同志和受株连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1979年冬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广东海丰县彭湃烈士的亲属，及忠于革命正义的海丰县乡亲父老惨遭血腥屠杀的严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处理。
早在1966年春天，原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老母周凤打成“黑旗”。孙敬业说：“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文革”开始，汕头地区和海丰县的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恶毒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说海陆丰起义是“盲动主义”，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就是“抵制毛泽东思想”。他们叩求林彪：“我们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浪便不断涌起。孙敬业等人大肆攻击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是“不必要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利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而且还对这个有六位亲属惨遭蒋介石集团杀害的革命家庭，继续进行屠杀迫害：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尸骨被秘密毁埋；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被用篾刀连砍带割地砍下脑袋，挂在海丰县城闹市区“示众”三日；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枪杀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高龄老母也被秘密监禁，直至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还暗中组织“彭湃专案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孙敬业公然宣布：今后谁再收藏海陆丰农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分子”论罪。他们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大革命时期沿用下来的“赤坑”、“红草”两个地名也被换掉。广大干部群众愤慨地说：当年还乡团反攻倒算，就是这样“毁红灭赤”的。
许多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愤怒声讨孙敬业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孙敬业们遂疯狂叫嚣，“海丰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们秘密调动武装民兵进城，于1967年8月26日开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一百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行凶作恶最歹毒的，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众”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和日伪维持会长、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时代被起义农民镇压的伪区长的杀人凶手洪桂文。
他们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打成“反革命家属”。
周总理得知彭湃烈士的老母亲周凤被折磨得一息尚存，立即下令抢救，这些凶手竟攻击周总理“为地主婆周凤翻案”；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凶手们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1974年，叶剑英派出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去调查海丰事件，孙敬业仍百般阻挠破坏，掩盖罪行。
197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应对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当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这才揭开了海丰问题的盖子。接着，省委会同广州军区派出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拨乱反正鼓声急党内党外的新老错案齐解决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已被平反改正。另一部分人，因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打退翻案风”，而未及平反改正。后在“四清”运动和“文革”逆风中，已被平反改正的同志又被旧账新翻，未及平反改正的同志更遭揪斗游斗，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或团籍、降职降薪、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后，党中央下令为所有被扣以“右倾分子”或“右倾错误”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被录用的起义投诚人员约三十多万人。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风潮，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好地执行“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团结教育”、“妥善安排”的原定方针政策。“文革”中，其中许多人，包括不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又被强加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或扣以“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被开除公职押归故土，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对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决定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和纠正。
但是像落实其他政策一样，对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后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闻报，尚有八千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他几次批示“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才使这项工作得以圆满结束。
对于“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律复查改正；冤假错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级的，恢复原级别原待遇，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强迫退党退团的，一律予以恢复；被下放农村的，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或与当时所在地区的政府联系予以妥善安排；年老体弱的，按退休退职处理；被查抄和强占的财物要一一退还，原物已丢失的要酌情赔偿。
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些遗留案件，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其中要案之一，就是康生把原来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红旗党”，诬称这位同志是打进我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并由此妄断这是国民党制订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新策略”，在其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实行“内奸破坏”。于是，对众多被“抢救”的同志大搞逼供信，酿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由此，康生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等地的地下党都称做“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