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陕西汉中。由于撤退慌乱，长官部的电台竟与“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葛佩琦的电台失掉了联系。葛佩琦立即向我党西安情报组织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并遵从情报组织的指示，于1944年秋天回到了西安。
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李年等同志立即去看他。谈到日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让他尽快赶到汉中去，看看撤退到那边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新动向。葛佩琦二话没说，即刻前往汉中。
到了那儿，他才知道不但司令长官蒋鼎文已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全都换了新人；而且在撤退转换中，慌乱得连许多重要的工作关系都没有一一交接，他去参谋处报到，人们都不知道长官部还有个“葛佩琦少将”。连忙翻档案，才查出他的确是这个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往豫东的战地联络组组长。
这时，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已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往西安。三十四集团军的情报科刘科长，也被提升为长官部的情报科长。人们要葛佩琦先返回西安，与这位刘科长商谈日后的工作。可是当葛佩琦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这位刘科长却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但葛佩琦一会儿也没有白等，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党操劳着。赵耀斌等同志要增建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三青团陕西团部的名义筹办一个书店。葛佩琦以“少将参议”身份积极参与筹办，使这家“西安研究书店”顺利开业。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七个旅进犯延安时，在抗战之初就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并在胡宗南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有时就是通过这家“研究书店”向赵耀斌转递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胡宗南屡吃败仗而不知漏洞究竟出在哪里，最后不得不撤出延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他的王牌军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并由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共中央决定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显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精锐部队纷纷向山海关外开拔之际，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与葛佩琦商谈后，同意葛佩琦搭乘美国空军飞机去徐州，再转赴北平设立地下联络站，以便向东北转移地下工作人员。
为何能搭乘美国空军飞机？
这也是葛佩琦的得力工作争来的机遇。
1945年春天，一架美军飞机在徐州附近上空被日寇飞机击落，驾驶员跳伞逃生。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知道葛佩琦熟悉徐州一带敌情，就请葛佩琦帮忙查询这位驾驶员的下落。葛佩琦通过他的豫东情报网，得知那位驾驶员已落入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之手，扣留在徐州。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十分感谢葛佩琦。赵耀斌就指示葛佩琦与克拉克经常保持友好联系。日寇投降后的9月下旬，克拉克约葛佩琦一道坐他们的飞机去徐州，营救了那位空军驾驶员，再乘火车去北平。
这当儿的徐州铁路枢纽，还被日本人所控制。每天北上的火车，几乎完全是日寇撤兵的军车而没有客车。但当年与葛佩琦共同策动伪军第一军反正的国民党骑兵第二军，正驻扎徐州。葛佩琦向骑兵第二军的田参谋长一说，这位参谋长让参谋处通知火车站，在北上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让葛佩琦顺顺当当地到了北平。
这时候的北平，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一个个都忙着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的“五子登科”。葛佩琦虽然身着国民党少将戎装，但没有“接收大员”头衔，没法遵照赵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关开办报社或书店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单以南一百多米的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个大四合院，以住家作掩护，接待经北平去东北的地下同志。
这些同志中，有的是经葛佩琦的一位老同学的介绍，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的。
这位老同学，就是陈忠经。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的不少军政要员常有交往，有些还成了“莫逆”。
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也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也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派令。
正当其时，报载杜聿明下令在东北通辽枪杀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人，妄图恫吓我地下工作人员。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他毅然去了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
这个组，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那时所有从关内调到东北的部队，都要把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管姓名等等，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依据这些书面报告，编成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给自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大机密材料。
国民党驻沈阳的重要头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人，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葛佩琦每次都跟随余纪忠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组织报送机密情报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国民党旅大接收委员会的宣传组长，率领宣传组进驻辽南国民党新六军防区的熊岳镇。他及时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报给了地下情报网。
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辽东南攻势时，葛佩琦代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东（现名丹东）视察，将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部署及新修的防御工事等情报，立即报送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游行响应。国民党东北军警、教育当局匆匆组成了制止学生游行的所谓“学生指导委员会”。葛佩琦与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同志及时打入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主张对不听劝阻的学生可以开枪制止，葛佩琦等四人坚决反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但会议决定：当夜逮捕各校学生会负责人。一散会，葛佩琦就火速通知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于当夜就离开了学校，敌人扑了空。
7月，东北解放军围攻四平守敌新七军。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长官郑洞国任前进指挥所副主任，率领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离开沈阳前往增援。担任这个前进指挥所新闻组组长的葛佩琦，在进达铁岭的当天夜晚，用军用电话向我党沈阳地下组织密报了这一情报，使围攻四平的解放军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
不日，葛佩琦当年的北大校友傅汝霖，率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达四平，专要葛佩琦陪他一道看了几处伤兵医院，又一同坐飞机到了国民党新一军困守的长春。在对高级军官慰劳会的交谈中，葛佩琦获知了新一军的城防部署的动态，一回到沈阳，就向地下组织报告了这一切。
总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尽管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但仍恪守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静似处女，动如脱兔，机智果敢，沉着冷静地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
但是，既然是“虎穴”，就难免受到“虎狼”的伤害。1947年10月初，西安情报站被西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赵耀斌被捕。赵耀斌在西安新华巷一号的住宅，打着胡宗南或三青团陕西分团旗号开办的《新秦日报》、西北通讯社和研究书店，都遭到了特务们的彻底搜查。被周恩来称做我们党“情报工作后‘三杰’＇注1＇之一的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已完全暴露，只因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等人与胡宗南的关系至为深厚，他们为保住胡宗南的“声誉”，才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而让大吃一惊的胡宗南亲自处置，而这时，熊向晖已被胡宗南保荐去美国留学，并已经到达大洋彼岸；胡宗南为保住自己不被蒋介石痛骂一顿，也只得给这位几近十载的“亲信助手”网开一面。但是，对由西安而北平而沈阳的我们党的地下情报网的其他人员，军统特务们则力争搜捕无遗。对这种突发的危急事态，远在沈阳的葛佩琦等人却全然不知。
在1947年10月10日参加了“国庆纪念会”的当天夜晚，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同志、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同志、住在王书鼐隔壁的“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同志，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了李年的爱人——地下电台译电员何英芬的告急电话，立即作了急速考虑：如果黑名单上也有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为朋友说了几句好话”而被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
第二天，他就打听出了事变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来人办的，行辕二处只是奉命协助；“案由”是共党嫌疑，被捕人员下落尚不可公开。
同时他还得知：从西安来到“东北通讯社”电台的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他估计，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台长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帮忙，他与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会了东北行辕的崔处长。 这位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行。
经过多方努力，葛佩琦终于从一名特务的妻子口中，探听出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沈阳市昆明街八十一号——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沈阳的秘密监狱。他立即通知三位被捕同志家属，给他们送饭送衣物，从而得知这三位同志都已受到了严刑拷打。
不久，他的那位老朋友告诉他：据西安来人谈，赵耀斌也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搜查了。同时说，他已向军统特务中等头目、沈阳市督察处处长打听过了，北平来人办了“案子”就回去了，看来不至于再扩大。督察处长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与李年有过来往就怀疑你。葛佩琦这才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被暴露，决心留下继续为党做出新奉献。
但是地下组织和电台都被破坏了，所获新的情报统统发不出去。1948年1月中旬得知，李年等蒙难的同志，都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到了南京，李年还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