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请了一个保姆，上午在他那里，下午就来照顾我——给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医院，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朱秀玲的这一席话使人觉得，葛佩琦过去曾经为朱秀玲在那种特殊困境下提出离婚而在心中积下的冰疙瘩，已经随着全家悲剧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继续说，她的生日是阳历8月1日，她和葛佩琦结婚纪念日是8月6日。1992年8月1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处备了一桌菜，买了一瓶葡萄酒和几瓶啤酒，把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们都叫了去，葛佩琦说：
“双喜合在一起过吧！”
朱秀玲问：“什么‘双喜’？”
葛佩琦说：“咱俩的8月6日，这都忘了？”
朱秀玲这才恍然，眼前顿即闪现1943年在汉中西北医学院这一天的情情景景，不禁情欲唏嘘而强忍。
“明年就是咱俩的金婚纪念日了！到了这一天，把好友们都请来，好好地庆一庆！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们，就算复婚了吧！”
这时朱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孩子们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颤动。是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员希成，没能见到这“合家欢”！
更可惜，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朱秀玲的“金婚”这一天，1993年1月13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永远离开了朱秀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朱秀玲和孩子们悲怆万分！新华社为他的去世发的电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电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他们回顾了葛佩琦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赞扬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葛佩琦遗体周围鲜花簇拥，灵堂四壁前架满了花圈。
灵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横额——“葛佩琦永垂不朽”，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长幅白布挽联：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灵堂内，在“葛佩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又一长挽：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着小白花前往告别的老同学、老战友、邻居、难友、新老弟子等等，将近千余人。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忆录》。上海《报刊文摘》以《“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记》为题，对《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极其精要的摘录。在出版前，葛佩琦还在世时，已是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他的老同学罗竹风，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为题，写了一篇《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风回顾了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后感叹道：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是的，这“劫”从何来，“悲”从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们好生思索的！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革命节骨眼儿的一封“检举信”
伊玛尼（IMAN），阿拉伯语，意为“信仰”、“信德”，即崇奉伊斯兰教的人，对“先知穆罕默德从安拉那里传来的一切”诚心承认、确信无疑。其具体信条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末日，等等。
1951年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直指汉城，国内正加紧镇压反革命、搜索暗藏敌对分子。公安部收到了一封检举信，说有人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天津以南沧州为中心的冀鲁边区，秘密组织了一个“回民执行委员会”，又称“伊玛尼党”，借助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党徒，组织回民武装。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仍在继续活动。
这个被揭发的人是谁？据“揭发”人说，他叫丁溪野，他还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卫伊斯兰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党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开始，他又担任了抗美援朝一一二工程队政委，正率领这个工程队在朝鲜前线抢修肃川飞机场。他的三弟丁铁石，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司令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参与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由于技术部还没有正部长，丁铁石就是这个部的最高领导，而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军事负责人。他的四弟丁坚，正在担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是“伊玛尼党”的首要骨干分子和财政负责人，……
写这封检举信的人，名叫韩道仁。抗日战争中，他在冀鲁边区担任过《正道报》总编辑，与丁溪野在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共过事。写了“检举信”以后，他竟然混了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副厅长。尽管在1942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汉奸队俘虏过，并有过变节行为，但在写这封检举信时，他当然不会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只能以攻为守，转移视线，就不会有人再注意他的“往事”了。
公安部接到这封检举信，立即把这个立为“族字三号”大案，展开深入细致的广泛侦查。首先想到把丁溪野从朝鲜前线“调回”，予以秘密逮捕，同时对丁铁石、丁坚也予以审查或拘留。于是侦查网撒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三百余人尽收网底。“案情”弄得越来越玄。其中“入网”人数最多的，就是被检举信称做“伊玛尼党核心”的、“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丁氏大家庭。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不是“伊玛尼党核心”，而是一个崇尚正义的回民大家庭
这个家庭确实相当大。
“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老少三代二十余人，就由辽宁本溪市流浪到北平，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
事隔十六年——即1951年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党魁”的丁溪野，“一二·九”运动时已经三十又二岁。他幼年读过私塾，由于家境贫穷而辍学，小小年纪就去本溪湖煤铁公司当了个勤杂工，尔后才上了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当了几年穷酸的小学教师。其时日寇的魔爪几乎伸到东三省的每一个角落。抗日爱国的热血，把他推进了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毕业后被分到东北军第七旅当少尉排长。“九·一八”事变，第七旅等部队正随着少帅张学良驻在关内。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使丁溪野怒火填膺。第二年，他就毅然脱离东北军，拟筹建《清真日报》，召唤回族同胞参加抗日；筹建未获成功，遂去北平安河桥小学教书。
“七·七”事变，他率领学校的孩子们上街宣传、募捐、慰问伤兵，卷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丁溪野的三弟丁铁石，是后来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的，这时还是一位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九·一八”事变举家逃到北平后，他与四弟丁坚，都在张学良专为东北流亡学生举办的“东北学院”中学部学习。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完全屈膝于日本强盗，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五省大部主权，日寇不允许北平存在任何抗日团体。抗日情绪极为强烈的“东北学院”大学部后改称为东北大学，大部被迁往西安；中学部改称为东北中学，迁至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不管走到哪儿，丁铁石、丁坚兄弟的抗日决心，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坚如铁石。“一二·九”的风暴推到了鸡公山、武胜关，他们和全体同学涌上街头，走向农村，成了抗日救亡的一股生力军。丁铁石为全校学生会游行示威总纠察队负责人。
1936年夏天，丁铁石在全校最早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出任“民先”区队长。他不断地“滚雪球”，使高中、初中总共只有八百多位同学的学校，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成了民先队员，其中包括读高中一年级的他的四弟丁坚。
卢沟桥烽火起，正值高中毕业的丁铁石，率领三十多位同学去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其中大部分加入了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当年9月，由东北救亡总会举荐，去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军事。当年12月，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分区，历任政治教员和副连长。1938年2月1日，在河北曲阳县孙家庄与敌寇的生死搏战中“火线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随即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和营的政治教导员。
这时，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回族军官马本斋，率领回民义勇军参加了冀中游击队的回民教导大队，1938年6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