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留下的这条尾巴，丁坚也不同意。姓白的专员对他说：丁坚同志，你以往怎么对他们顶得这样厉害？以后尤其对李长清（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不能再硬顶了，这应该耐心等待。
然而对五人调查小组这么一个给市委和李长清台阶下的建议，市委和李长清还是一直不表态。这就是说，已经执行的判决依然有效，被“保外就医”的丁坚立即又被收回了监牢。
丁坚的病本来就没减轻分毫，一被收回监牢，血压更加高升——低压一百、高压二百，又被保外就医。他刚出监狱，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学院担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尔滨探亲的原法院院长姜达生，姜达生跟着到他家悄悄对他说：“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丁坚想问个究竟，姜达生哼哼哈哈地没细说。
丁坚即刻启程去告状，到了沈阳东北局，又去北京党中央。中央给哈尔滨市委打了长途电话，要市委认真处理丁坚一案。哈尔滨市公安局不但不处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医，六次被收监。其中一次被收监，正逢市公安局长王××被调走，从北京调来了新的局长贾正操。他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众称做“贾青天”。1956年，丁坚被又一次假释，贾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与丁坚长谈了四小时。他向丁坚详详细细地了解了监狱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他说丁坚是真正体验了监狱生活的老干部，能真正地反映监狱真情实况的人。他还问丁坚：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么？”
“最反感的是戴背铐，最恨的是打假报告的人。”
贾正操又非常认真地记录了这两句话后，又对丁坚说：“我这次被调来哈市公安局工作，没带任何私人，全凭党性依靠公安局正直的党员来工作。你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澄清的。”
哈尔滨对于丁溪野、丁坚没能挖出任何“政治油水”，北京的军委装甲兵总部，对所谓的“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也就没有贸然采取行动。他们也只能借着“三反运动”这股“东风”，从“经济问题”打开突破口。
这当儿在装甲兵技术部搞“三反运动”的，是从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政委的刘景晏。他不懂装甲技术，但对搞任何一种“运动”却十分在行。当年在延安，他就取名为“刘斗争”，可见他也是很乐于奉行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的。他指挥技术部的“打虎队”，动用三十多种刑罚大搞逼供信，在二百来人的技术部打出了大小三十多只“老虎”，其中四只“大老虎”被开了公审大会关进了“大铁笼”——北京市的。技术部的“三反”“热火朝天”，而刘景晏原当副部长的装甲兵后勤部的“三反”却冷冷清清。向××一个命令，把技术部的“打虎队”调去“支援”。这“打虎队”把在技术部使用过的三十多种刑罚也搬到那儿照用不误，很快就“打”出了二十多只“老虎”，“功上加功”。
应该说，技术部与后勤部的这一群群“老虎”之被猎获，除了刘景晏之“指挥得法”，技术部政治处主任王右也“功不可没”。
这位王右，来自地方部队，妻子是农村妇女，生有三个儿女，大孩子已将二十几岁，他又在政治处的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打字员身上打歪主意。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打字员不答应，他就用造谣、诬陷等办法，终于把她弄到手。正是这号人，也是最乐于搞“运动”的。
丁铁石，当然成了技术部“虎”群中的一个。他没有被关进“大铁笼”，但也被软禁了半年多。刘景晏和王右及其“打虎队”给他数落出一大堆“经济”罪：假公济私，盗卖公物，以搞家务为名，伙同兄弟进行投机倒把，从中贪污受贿，等等。
那么在这一大堆“罪名”下，总共涉及多少钱？
说来会让人吓出一身冷汗：“共贪污东北币四十亿元！”丁铁石由此而遭降职。他不服，这四十亿少说也得装满两吉普车，我能把它们藏到哪去？技术部其他受牵连的同志纷纷要求批判刘景晏。“风声”飘向了装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向××一个电话，把一位不了解“重大敌情”的新部长沙×叫去谈了话。沙×回到技术部就口气大变，说是他“领受了任务，只保驾过关”。他虽然主持了三天大会，但对刘景晏的那种主观狂暴、任意残害同志的罪行，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大会的最后一天，向××莅临会场并登坐主席台。许多受害者和“运动”期间反对那般残害自己人的同志，继续争先恐后地揭发批判刘景晏一伙的罪行，丁铁石也对“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谬论和刊登在《装甲兵》杂志上的装甲兵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逐条进行了驳斥。
丁铁石发完言刚刚坐下，主席台中央的向××就开始讲话。
“运动搞得很好嘛！”向××说，“揪出了不少‘老虎’，成绩很大嘛！”突然，他气急败坏地指着台下的丁铁石说：
“他就是比‘大老虎’还要大的‘狮子’！”
丁铁石立即站起来，严正反驳向××：“我一向清清白白，你讲话要负责任！”
“你贪污了四十亿！”
“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事实根据，你不能乱扣帽子，不能乱给处罚！”
“事实可以变，但处分不变！”
“你这是哪家的逻辑？！”
“对你这种人，就是这样！”向××更加大了声调说。
丁铁石也加大声调说：“你得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向××当然不能当众把“伊玛尼党”案一语道破。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沙×这些极个别信得过的被打了“招呼”的，几乎无不觉得自己部队的这位最高政治领导人是整个的蛮不讲理。
被揭发批判的主要人物刘景晏，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大会。“运动”还没结束，他眼看被他的“打虎队”揪出来的一只只“老虎”，不但都是白白地遭了一场罪，而且这些“老虎”以及众多同情这些“老虎”的人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地要找他算账，他被吓懵了！他说他每晚吃了多少安眠药都睡不好觉，“神经极度衰弱”，躲进了协和医院。听说部里又连续开了三天声讨他的大会，他从医院病房二楼的阳台上往下那么一跳，跌断了一条腿。向××于是向大家正式宣布，“刘景晏神经失常”，于是人们也就不再向他“讨债”了。隔年后，他的伤骨复愈，被调往上海军医大学当了政委，这假“斗争”的一页就被翻了过去。
但是，强扣在好人头上的屎盆子却“天长地久”！
1952年10月，“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丁铁石被派往朝鲜前线，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器材补给处处长。他率领六十多位技术保障人员深入前线，负责两个坦克指挥部及步兵师坦克团的技术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上甘岭战役和朝鲜停战前夕金城反击战中装甲部队的参战。1954年6月，朝鲜停战已近一周年，他才从朝鲜奉调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
这个“伊玛尼党案”或“族字三号案”，就是这样一连搞了五年多，受迫害、受株连的多达三百多人，广及十个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2月，公安部曾又一次组织这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对这三百多名受害者，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秘密侦查，结果仍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蛛丝马迹。
1957年1月，公安部不得不下了这样的结论：“回教执行委员会”是个落后的迷信组织；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应撤销对他的专案侦查，同时对他应分配适当工作；但因他在回民群众中有影响，也可对他继续观察。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庐山会议后炸了丁铁石，罪名还是“胡乱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丁铁石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学员。
1952年有人利用“三反”运动，把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半年，从朝鲜回来，调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之后，他工作得勤勤恳恳，倍加小心，同时深感如不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发展需要的。他的这一要求得到批准。1958年1月，他已四十三岁，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在预科学了半年多，然后顺利考进了本科。
这时，军委装甲兵派人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办了个快速成材进修班。丁铁石不是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原来的副主任，而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本科的一名普通学员入了进修一班。这进修一班三十多名学员，数他年纪最大、级别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团团长时的老部下。班里成立党支部，学院派来的班政委张秀斌是当然的专职书记，还得学员们自己推选一位副书记，大家遂一致推选忠厚老成、奋发苦学的老领导丁铁石。
这位老领导不负众望。他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他的暑假是在南京度过的。他的妻子白琴，当时就是南京著名的鼓楼医院副院长。他们的家，就安排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处宿舍区。暑假还没完全结束，庐山的风雨已由个别隐秘小道传下山。当丁铁石度过了暑假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内定了四名“彭黄集团分子”，他是第一名，“事实”根据是：
一、军工学院政委谢有法传达了庐山会议文件之后，要各个班组讨论时，学院派了一名干事到进修一班做记录。他回去向学院领导反映说：“丁铁石说：彭老总有什么错？彭老总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这明显是为“右倾路线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
二、1958年暑假前，预科结业考升本科，学院领导指定丁铁石代表一千多名预科和本科的学员，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他借口自己讲不好，让另一名学员代讲，这是藐视学院领导；
三、1959年夏天期末考试期间，学院装甲系规定，各个进修班的党支部委员会，都应开会讨论研究聘请下学期的授课教员人选，并列出名单。丁铁石借口为避免耽误大家的实习和考试，最好等考试完毕后，支委们晚放两天假，专门留下开会也不迟。这也是藐视学院的规章制度；
四、后来虽然在装甲兵系党委的坚持下，进修一班还是召开了支委会，但丁铁石提名的讲授金工金相学留学归来的教授胡振威，恰恰就是一名“右派”。丁铁石不要党员教员讲课，而独独提出一名“右派”，这就是“右倾反党”。
在那年代，尽管这些个罪名都是胡乱凑，但也足以在政治上彻底整倒一个人。不过，这仅仅是学院领导的“内定”，怎么着也得装模作样开个批判会，以表示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而且进修一班的全体会议，竟由军事工程学院少将院长刘××——“一二·九”运动时的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亲自主持。他要大家踊跃揭发批判丁铁石的“反党言行”。
可是，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