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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不息，天网恢恢；换其哉，生灵涂炭；复其哉，社稷生辉！恣意行凶作恶的歹毒之徒，尤其田永兴、王子耕这类就是在国民党特务中也该被算作最歹毒的人，如果还活着，如果又恢复了若隐若现的人性，就该有晨钟暮鼓式的忏悔。不然，他们的子孙如果得知其先人曾有如此人生劣迹，这些无辜的后生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头顶上空，老有一块不祥的招人羞辱的阴影……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惟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谦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张扬。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他一面劳动，一面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继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的小头头，给张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像”，是指林彪搞起来的个人迷信狂潮；“蒙泰里尼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这里也指的是林彪；“非神学的圣经”，则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罢了。张扬给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但张扬提醒他：为防不测，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浏阳县当局早就密切注意这位中学生“反动言行”的人们抄了他的家。谁知他并未接受张扬的劝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其中包括张扬的几封回信。这位中学生和他的一些“红卫兵同伙”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闻讯自知在劫难逃，立刻披星戴月“潜逃”到长沙，得到一些“哥们儿”的掩护，在工厂、旅店、农村东躲西藏。同时，断断续续地改写这部小说。
经过修改，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个人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他立即被铐起双手。但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警察索性把他押回长沙他的家，既取生活用品，又顺便抄抄他的家。
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后，“林副统帅”就不再是“亲密战友”了，张扬也和赣州的女青年李九莲一样，被继续不见天日地关押着，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后，将小说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又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还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刘展新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邓小平复出，并代替病情日趋严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4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传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反映了流传情况，并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这篇《内参》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
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被关进几十年前杀害杨开慧的反动军阀何键关押共产党人的鹿洞里监狱。
身陷铁窗中的最初几个月，张扬对公安预审人员有问必答。然而，时日一长，铁窗里的现实终于使他恍悟到，他又掉进了一个烂鸡毛坑，越是使劲地拍打，越是拍打不干净。因为他的反复说明、澄清、解释等等，虽能使预审者耳熟能诵，但似乎都不符合他们的胃口。
同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二）
张扬入狱没几天，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长文，文章中提出了“教唆犯”三个字。按照当时的中国特色，青少年犯罪，其后都必有“教唆犯”。张扬这次一入狱，公安人员就跑进一家医院，对张扬的身患重症衰弱不堪的姨母拍桌子打板凳，老鹰抓鸡似的把她从病床上抓了起来，卡住她的瘦胳膊，掐住她的一只大拇指，往一个笔记本上摁手印，并被打成“教唆犯”。
与此同时，张扬在长沙的姨母和北京的舅父，也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捏造伪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
这使得一些好心的知情人觉得，在那年月只要“四人帮”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你一声“反动”，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为了使这个“反动分子”死得心服口服，省公安厅求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向“顽固分子”张扬打了两场“人民战争”。这“人民战争”的突击队，是搬自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