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品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的确，所有这些，正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在“文革”中受到广大群众真挚关注而遭到“四人帮”们疯狂“围剿”的原因，也是后来得到胡耀邦深切关注的真正原因。
张扬在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又三个月才基本康复。他出院后不久，经李硕儒做媒，与作家出版社的女会计徐捷结婚。2001年11月，张扬主动结束了这段姻缘，另组新家。
1988年12月底，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了，正住在省委“九所”。“九所”是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几分钟路。
1989年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吗？”耀邦微笑着走过去。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他俩在两个沙发上坐下，几位工作人员悄然退出。
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觉得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晰，思想活跃，待人坦城，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当耀邦听到张扬说到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境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谈话临近结束时，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地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此时的耀邦，离开党中央总书记岗位已经两年了。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这些冤错案的由来
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清查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国璋，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问题时，有人认为他俩原来都是闽中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莫名其妙地进行“专案审查”。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向中央报告：“现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审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闽中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省教育厅厅长）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于是纷纷予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在全国解放后，这是对原福建地下党同志极左斗争的最后一个大案。早在前二十年，即1958年的“反地方主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补课”中，福建地下党和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就受害尤甚；其中波及面最大的，是党的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和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红旗反革命”案。
所谓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就是1948年年初，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区党委，怀疑自己的组织被内奸特务控制而错杀了一批骨干同志，解散了城工部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损失，此事引起党中央的重视。
1955年5月，中央针对这个错误，对当年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曾镜冰，产生了政治上的怀疑，认为他“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
1957年3月5日，中央五人小组《关于曾镜冰案的请示报告》认为曾镜冰的“内奸嫌疑很重”，决定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留在党内继续审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致死。
这一案件，直接影响到对原闽浙赣区党委工作的评价，株连了一批干部群众。而所谓“红旗反革命”案，是完全根据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档案的材料办的案。
1950年5月，从解放军俘获的敌特人员口供和原来缴获的敌特刑庭档案中发现：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成为闽西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陈华，在1947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不起生死考验而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并写了一份帮助国民党特务钻进革命队伍做内奸的“计划书”。1949年2月，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之际，陈华才离开敌人的监狱，但他没向党组织交代叛变情况，而当上了安溪中心县委书记。因此，中共福建省委于1951年2月，决定对原闽西南白区组织的六百多位同志一一进行审查；同年7月21日，省委将《关于审查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中陈华案件的综合报告》（即审查结论）上报党中央。
受上述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以及1942年4月“闽粤边委”按当时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决定部分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等原因，使得全省一些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长期没有得到承认，有些党员的党籍也未得以恢复；甚至很多人被关押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许多人一直抬不起头；有些人的亲属穷困至极，不得不攀附亲友或流浪乞讨……
福建，本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南昌起义不久，这里就开始组建工农武装，不断开辟和扩展革命根据地；其中，以长汀、连城、永定为中心的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
1934年10月，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福建的大大小小的游击武装牵制了大批敌人，支持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福建党组织始终坚持了武装斗争，同时加强了城市工作，解放了一些城镇和广大农村，有力地配合、支援南下大军顺利地解放了福建全境。
在这绵延二十多年的紧张残酷斗争中，全省先后有十多万人参加了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参加长征的有两万多人，抗战开始由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有五千人，其他人分散在两千多个革命基点村坚持斗争到全省大解放，赢得了“红旗不倒”的美誉。
当年分布在闽西南崇山峻岭和闽北以武夷山为依托的星星点点的地下党组织，在分属中共闽粤赣、闽浙赣省委领导时，方志敏、陶铸、张鼎承、邓子恢同志都分别领导过。长期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福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她不愧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她领导的武装部队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英勇的战斗队伍。然而全国解放后刚刚吃了几年安心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也使当年风餐露宿、侥幸生存的很多同志及其亲属，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和人间羞辱，其影响之坏可想而知。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胡耀邦说：应该公正地解决这个难题
1981年，福建省委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如果福建地下党的冤假错案再不认真对待并加快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改革开放的大业也难以进行。这不仅是当地干部的强烈要求，也是包括太行、太岳、江苏、山东南下干部的共同愿望。恰在此时，福建的一位党员干部上书胡耀邦，反映了福建地下党遗留的这些问题，表示十分忧急。胡耀邦立即在这封长信上批示——
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
从此，福建地下党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新起色。
同年8月22日，根据耀邦这个批示，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刚到福建不久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等同志，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们，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项南和主管全省党务、政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省委书记金昭典、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正亭等同志喜出望外，认为上下看法完全一致，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当年10月13日，福建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程序、伍洪祥负责，并成立“地下党问题办公室”，调查处理地下党问题。此后，省委又相继召开了正确处理地下党问题座谈会，省委负责同志都到会听取了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地下党老同志从大局出发，以党的利益为重，在会上心平气和地反映了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管这样，胡耀邦还是不放心。他又让中央组织部派出干审局负责同志专程前往福建，检查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福建省委也派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去北京，向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领导部门汇报请示，力求妥善圆满地解决这个大难题。
在摸清了地下党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后，根据胡耀邦“公公正正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福建省委不少同志，特别是省委常务书记胡宏、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明、建阳地委书记张翼等同志尤为积极。他们都认为：地下党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必须要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一方面，要从地下党远离中央，在敌强我弱、条件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斗争的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地下党斗争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挫折；另一方面，也要从解放后长期受“左”倾错误影响这个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在处理地下党问题上的失误，因此——
解决地下党问题，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宜粗不宜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做到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
解决地下党问题，必须首先恢复地下党原来的革命形象，大是大非要分清，小是小非不纠缠，主要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解决地下党问题，组织和个人问题要加以区分：既不能因为恢复地下党的革命形象，而忽略个别人的问题或错误；又不能因为个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