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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琏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琏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琏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琏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十六岁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反敌大同盟的反帝反蒋地下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总支书记；1940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寇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
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来……
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
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留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都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搞起了“肃反”和“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