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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硕士博士学人，往往在“知人论世”和“体贴”方面力有未逮。比如苗怀明先生① 以淮茗的笔名发表《 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 2005年7月15日《 新京报 》）一文，有一百零八个注解，表面上是相当“深入史料”的，但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周汝昌和胡适之间的同异，就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得出浮浅的结论。周汝昌对胡适的帮助自始至终都是感激的—— 这一点在前后期的有关书信和文章中都表达得十分清楚，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当然这种分歧在二人的通信中表达得比较含蓄和隐蔽 ），而分歧从根源上可以追溯到二人气质、性格和思想的差异。无论对《 红楼梦 》的评价还是对白话文的功过，或者更深一层，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认同，周汝昌都与胡适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能因为胡适帮助过周汝昌，周汝昌就只能永远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而不能申述自己与胡适的思想差异，否则就是往胡适身上“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显然这种评论体现了苗怀明自己的思想偏颇和治学局限。说“按说周汝昌应该在其《〈 红楼梦 〉新证 》一书中对胡适表示特别感谢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指责，就更是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的无明之论了。前面也已经说到文怀沙作的历史证言。
这生动地表明后新时期的学人对过去不久那段历史的现场感已经比较迟钝。至于说周汝昌文章中似乎有对胡适的“怨气”——那主要出于胡适居然对曹著和高续之思想和艺术巨大差异缺少感觉而来，而这正是周汝昌感受最深切的。如果说有“怨”，那也是学术文化的“公怨”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私怨”。前已述及金岳霖、梁漱溟、余英时等批评胡适“浅”，周汝昌尽管没有多读胡适著作，评价胡适“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宏观把握是得体的。周汝昌对胡适有些看法，当然也不影响他当时给胡适写信时毕恭毕敬，由此而推导出似乎周汝昌“表里不一”一类评价，实在有点胶柱鼓瑟——这似乎已经成了某些学人的通病，我早已指出过的太喜欢把弄“形式逻辑”而缺乏体贴人情透视本质的能力。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2）
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隔阂使然吧。由于气质思想的隔阂而导致对客观史料的不同眼光，也是一个颇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中推崇胡适和推崇鲁迅的两派，文化研究中“西学”与“国学”的两派，乃至于“科学”与“人文”的两派，等等，都存在大体相同的问题。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根本能力严重失落，则极容易把从20世纪40、50年代积淀下来的一套思维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箴规准绳，并随着新时期西学的输入而“与时俱进”，其习惯势力也是很大的，这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大学毕业或之前之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一批人那里表现得更明显。如白盾① 主编的《〈 红楼梦 〉研究史论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及论文集，对原著和续书“两种《 红楼梦 》”的差异缺乏本己的体验，停留在表面的“政治”和“爱情”主题之纠缠，因而批评周汝昌“大搞曹雪芹个人崇拜”，“提倡‘曹学’、‘脂学’、‘探佚学’，将‘贬高’推向一个新的极端”。
再如前面的章节所辨析，关于“自传说”中“典型形象”和“生活原型”的纠缠也是一例。2003年第3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发表胥惠民《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 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2003年第12期《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转载，并被2003年8月28日《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摘录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承1995年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 》发表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后争论之余绪的。此文当然也包含了红学界某些“派别”的纠纷因素，此处不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相当鲜明地体现了本书各章都谈到的文化观念冲突。它最后总结周汝昌的“失误”说：
按常规要求，自传应全面反映立传者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但《 红楼梦 》这部“自传”却不同，作家只重点详写13岁这年的事，14岁至15岁这两年只是略写一下。17岁以后只字未写，这能叫自传吗？曹雪芹写自传，以他的才学应易如反掌，照生活实录，略加“精细剪裁”即可成功，何至于要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呢？书名为啥不叫《 贾宝玉自传 》，却“题曰《 金陵十二钗 》”呢？
既然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 红楼梦 》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既然脂砚斋说贾宝玉只存在于《 红楼梦 》中，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见过的人物；既然“写实自传说”存在那么多难以弥合的破绽，它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做到，那它怎么可能成为20世纪红学的惟一成果呢？
这种反驳“逻辑”是把“自传体小说”和“自传”画了等号，但“新红学”的内涵其实是“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自传”，周汝昌也多次澄清过这一点，至于某种具体生活素材化为小说形象的“分寸”程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学术正确”和“百家争鸣”有时也是一种悖论。当然到了互联网时代，言说的自由是基本实现了。新世纪兴起的“网络红学”中，“拥周派”和“倒周派”（ 大体上也就是“尊曹派”和“尊高派” ）也是阵线分明。作为纸媒形式的学术刊物，则其悖论的分寸更难把握。周汝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任何文字了，尽管这本杂志上不断刊出与周汝昌“商榷”的文章。贵州省红学会办的《 红楼 》虽然只是一个省内自办的刊物，却从1986年12月出版了“试刊”号以来，每年四期，一直坚持下来。刊物的主编梅玫（ 1946年生 ）女士倒真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对立的意见全部照发不误。比如，既发表“批周”的文章，也发表“拥周”的文章；对“墓石”、“祖籍”、“程前脂后”等各种争论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次第刊出，连文字的“芒刺”也不作任何修改。针对周汝昌是《 红楼 》后台的说法，周汝昌在《 红学三题 》（ 1997年第4期《 红楼 》）中说：“但我能否成为（ 或‘就是’ ）《 红楼 》的后台老板？可不必辩，让事实来证明最有力，例如《 红楼 》上登有署名‘兰洪’的大文，专攻我这个‘后台’，内有‘周氏的日子不好过了……’云云。以我为‘后台’的刊物，敢如此作为吗？”
1999年第1期《 红楼 》刊发了北普陀召开之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讲话等文献后，周汝昌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读贵州《 红楼 》第一期
赋谢韩、王、梅诸君子
大会京华事可思，凤鸣楼傍雪芹祠。
八方士女缘千里，十月风云献百知。
反正人瞻空际字，让贤书寄海西诗。
新刊也与丰碑似，贵岭梅花力主持。
注：1。 韩、王、梅：指韩进廉教授、王畅研究员、梅玫主编。
2。“反正”句：巨球高悬大字。
3。 让贤：周策纵教授。
2003年6月16日《 黑龙江日报 》发表赵荣群、王敬所写《 更上红楼看月明——访编辑家程俊仁校友 》，其中有一段和周汝昌有关的轶事：
时已85岁高龄的红学泰斗周汝昌，《红楼家世》付梓之际，其夫人毛淑仁不幸病逝。周先生非常希望能把夫人的照片印在这本书上，以为纪念。当时，程俊仁正在生病，但了解到周老先生的心愿以后，不顾自己的病体，加紧工作，而且选了一幅周老先生与夫人一同赏论诗句书法的照片，庄重地作为插页加了进去。样书一出来，便快寄京城。此时，周老先生已经卧床十天，可是接到样书，他马上就要下地，他要即刻题诗赠予程俊仁。他说：“我这一辈子出了三十多本书，但没有一本书能与这本书相媲美。程先生最能体会我的心情。”
程俊仁1943年生，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曾策划出版系列红学书籍。周夫人毛淑仁是2002年9月8日病逝的，周建临曾对笔者说，周夫人自知不起后，曾分别与几个子女谈话，安排家中诸事，井井有条。胡文彬先生则对笔者说，周家在丧事处理问题上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一点也没有给单位添麻烦。当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妻撒手西去，周汝昌是非常悲痛的。《 红楼家世 》配发的照片是1998年拍摄的，下面有周汝昌写的纪念文字：
贤妻名淑仁，姓毛氏。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这幅照片是她与我品评字幅时的情景。
淑不仅内助辛劳，病时还为我钞录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今她已逝，将照片附印书中，感我伤悼之怀，并赋诗纪念：
诗云：
慧眼能分汉晋唐
一枝湘管悟锋芒
新书不及亲开卷
梦里犹同观墨香
（诗没有标点符号是原书实际——引者）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3）
有一位台湾的红迷福蜀涛① ，经常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询问大陆新出哪些红学书籍。就是他托在北京的台北书商将《〈 石头记 〉会真 》等红学书籍购入台湾。福先生于2005年4月9日传来的一封信中，颇有些有意思的说法：
今见台北出版的《 高阳说曹雪芹 》《 红楼一家言 》，初看，似都冲着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
同一部《 石头记 》，同一个曹雪芹，两百多年后，时见南辕北辙的说法，让我感慨良多。曹雪芹叹“谁解其中味”，似已预见。个人以为，雪芹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每个时代似都不缺高鹗、程伟元。
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类人猿的差异还大。这有资质的成份，但个人以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说完全决定他的眼界，但一个人的眼界相当大程度受其出身左右。高阳1992年辞世，生前不善理财，但每日美酒佳肴。出身可能与当今在大陆似又走红的胡适较为接近。小说，大概也以娱乐视之，所以对《 石头记 》可能缺那么点虔敬，或因此而无法深刻体会“字字血泪”的意义罢。
新世纪的一大景观是“网络红学”的蓬勃兴盛，有关《 红楼梦 》和红学的网站多达一百多个。全球有华人处就有红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