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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我很感动。我认定她至少是个心底善良的好女孩。后来，我去了香港，我们仍保持联系。再后来，当她得知她的表哥已与那个“并不怎么样的”女人结了婚，便写信来说，她也希望申请到香港来。我觉得无可厚非，也完全有情可愿，于是，她便来了。
我们结婚后不久，中国大陆便开放了。我常因商务需要回上海去，期间，兆正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我们彼此不晓得彼此在哪里，但在有一段时期内，每次回来，我都会顺便带上一两本他刚问世的新作集回香港，兴冲冲地交给雨萍读，去让她高兴得满脸都放射出一种自豪的光彩来。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也爱读他的书，我愈来愈觉得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当代作家的。
有时候是雨萍，而有时候是我，我们会主动将读他作品的诸多感觉与心得提出来与对方作探讨，我们从不谈生意，也甚少谈两人间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孩子，大量的谈题反而是有关文学的有关人生的有关兆正和他的作品的。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谈得相当投契。谈到了兴头上，我还会拿出自己私下里创作和珍藏的诗稿来给她看，她颇有点惊奇，说：我早就觉得，你俩像透了！我说，像在哪？她就会一一指出来说，像在这，像在那。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和砰砰的，我真想脱口而出地向她宣布说：我不就是他，他不就是我吗？！
当然，我始终没将此话说出过口来。
然而，有些话我却向湛玉说了。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干过了那事后，疲软而满足地并肩躺在床上时。每一回，都是她机警地给我打电话——只要她知道我在上海——说，他去什么创作之家写东西去啦，或上哪个风景点开笔会啦，又或者还是留在这个城市中，只不过是去了哪个礼堂开某某人的作品研讨会去了，然后要吃饭，然后要参观，然后——然后不到很晚是不会提着一袋礼品之类的回家的。她说，我们因而可以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我假装有些犹豫，但心却狂跳得厉害；我急急地打了一辆的士，赶去。
我从那幢公寓的宽大磨石扶梯上一路奔跑上楼去，没见一人，也希望见不到一人。有一盏幽幽淡淡的奶白顶灯醒亮着，假如时间是近晚或者是某个阴霾的雨天的上午的话。然后便在一扇深棕色的柚木大门前，我停下了脚步。是她来开的门，她一早已预谋着地将她的女佣和女儿都打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们“砰！”地推上门，拴上了保险掣。便开始急不可耐地互相拥抱，解开对方的上衣钮扣。一股强烈的饥渴感从心底火山喷岩般地爆发出来，我们边拥吻边进入她的（也是他的）卧房，我一下子便将她按在了床上。
我知道，我的动作有些粗鲁，但湛玉说，她喜欢。我双手按在她裸白的肩上，在我火灼灼的目光之下，我看着她那晕红色的脸颊如何在喘息与呻吟之中开放成了一朵洛阳牡丹。我们干着，激情混合着悔疚，然而愈悔疚，我们便干得愈投入愈忘情愈疯狂，这是另一类补偿。但每次，我们都能从容而顺利地完成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有时，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给我们让出了时间和空间？我同湛玉说，真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
而且，每次，我们还都能给自己留出一段短暂但充裕的床上休喘期，随意放松地谈点什么，交流着各自心底的思想屑碎和感觉片断。对于有些，湛玉从不明确表态，比方说，兆正与她，我与她，兆正与我或者她与雨萍。而另一些，她又会显得十分好奇以及兴致勃勃。比方说，我是如何协调那种生意与诗人人格之间的冲突的。她很有观点也很有看法地评论着这件事，她相信，这种冲突一定会很大，很强烈。她说，是吗？是这样吗？我说，你让我怎么来解释呢？又比如，我是如何安排，或者说，是如何镶嵌这么多精致的诗的意象进那一大块一大块笨重而粗糙的生活之中去的？我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如何剪裁感觉的？如何辨味来自于不同生活领域的各种价值观的？还如何不致于令它们互相混淆的？我是如何，如何以及为何的？
总之，对于我这么一个能以双重人格生活在现世的人的一切她都很有兴趣。她说，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吧，她是了解文坛对于我这么一个诗人的成型过程所怀的复杂心态的。但她承认——我想，她应该是代表了文坛上的很大一部分人承认——我不失为是另一类才华出众之人。生活以及生意的无尽的烦虑窒息不了你诗才的迸发，然而尽管如此，文坛所能给予你的最高也是终极评定只是：儒商。儒商，她说，没有人愿意在这已经是非常拥挤了的文学队伍中再拉多进一个分食者来了。
我笑笑说，我理解。并故意咳嗽起来，在床头柜上拿了半杯剩水来喝了一口。
于是，就有点众口煞景的味道了，她说，“儒商了，也就永远是儒商了。这是从地壳形成一刻起就已经贴在你这块花岗岩之上的标签，甭想改变。或者可以这样来打个比喻：牛分两种，一种是用以挤奶的，一种是饲养来食肉的。再老，再难于挤出半滴奶水来的奶牛还是奶牛；而你，是第二种牛。”
我说，“那又有什么稀奇的？我们都是从那种日子里过来的人。在那个政治的高压期，问号，一般都是隐性地打在人的档案里的。如今，在我作家的档案中不也藏进了这么个永远也揩不掉的“商”的问号吗？”
她说，“你明白便好。但我是知道的，你对自己的这种文学处境的心态不会认同也不会平衡。”她的话语中含着一种干笑的成份。
“你，也像他们一样地认为我吗？”我问。
“……难道，儒商不好吗？”她停了一刻之后反问。
“难道，儒商好吗？”我作出了反问的反问。
到了这一刻，她才提及兆正。她说，“只有他说过，诗人就是诗人，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这是人的另一种分类法。开了穿梭机做了总统当了老板还是潦倒了去讨饭，还是诗人。”
我想：他，毕竟是他。
湛玉眼中某个1964年初夏的上午
就这么通上的电，欢乐与希望的彩灯一下子全点亮了。就这么一次的这么个瞬间，人生的节日前夜有时比节日之本身更令人难忘。
在兆正这个名字和那个相对应的形象开始在她白茫茫的感觉的背景上逐渐变得突出和清晰起来之前，学校生活对于湛玉来说，始终只是毫无吸引力可言的白开水一杯。
是的，她很出众，无论是外貌，学习成绩还是师生关系。但她从来就没将周围对她的赞扬和羡慕的目光太当回事。她从小就在接受这种目光，她觉得这很自然，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件只需要她去领受，而不需要她去考虑如何作出回报的事。
升入中学了，她正在经历一个女性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敏感的生理与心理时期。赞慕的目光非但依旧，而且似乎更稠密更热切了，她当然感到高兴和满足，但却不会因此而让她对学校生活产生出什么特别的兴趣来，她天生有一股子傲气和贵气；其实，她的贵气也来自于她的傲气，她的傲气正因为她有了这股贵气的缘故。从骨子里头来说，她从没看得起在她周围的一切人，尽管她平时很合群，受老师称赞也受同学包围，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出来他们与她之间的一种不可克服的距离感。可以这么说，保持在一定的相处半径之外，她是她，是一个美好可爱的她；但一旦进入了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她便产生了一种排斥力，她成了一个不同的她。
但湛玉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她有一种天生的悟力，她懂得如何让自己保持一种最有利的心理状态，如何突出在一个具有相对高度的位置之上，让别人可望却不可及。为了达至这么个目的，有时付出些孤独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再说，她也喜欢适度的孤独，她以别人看不透她，而她却能一目了然地看通她周围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至少她认为如此）为快。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的学校生活是紧张而又枯燥的。紧张是指学校的教学课程，而枯燥则是指意识形态的模具在剔除了一切娱乐的杂质之后，对青少年活泼天性的压抑、调校以及灌铸。在那些年代中，学校的实质最高当局是党支部，而班级则是团支部。它们对每个学生的评断标准无非是“红”与“专”的两把尺子。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都不会是党和人民对每个学生的要求。然而，又红又专的个例事实上又绝少有，这更多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存在。至于说，红与专的两重标准究竟应各自占有多少比例，这不仅团支部说不上，党支部也说不清，就连市委和北京中央也都不能绝对地说出个定数和定量来，这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需要来决定；根据最高领袖的最新指示或最新讲话的精神来决定。
在那个政治主宰一切的年代中，社会对是非的衡量准绳是恒处于浮动中的。以今天的眼光来回首，这或者是件相当可笑而又可怕的事，但每一个实际生活那个时代的身历其境者，哪怕只是个刚谙世事不久的青年学生，都不会有这种可笑或者可怕的感觉，对他们来说，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他们都已完全适应了那一套，适应了一种说变就会变的政治风向和气候。湛玉当然也不例外，小小的年纪，已过早地学会了如何看待世事以及人心表里不一的那套为人处世技巧了。然而就小环境而言，她则更比别人拥有多了一把尺度，而且还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便是她的亮丽、出众和讨人喜爱。所以她从来便是个自信心十足的姑娘。
有好几个学期，我都是与她同坐一张课桌的。后来有一次，她连说带笑地同我聊起了几十年前我们当学生年代的那些陈年往事。她说，那时政治运动连绵，一次又一次地，把人心都搞麻木了。一遇有什么形势上的新课题，全校的高音喇叭和有线广播匣便一齐上阵，高声呐喊，其火药味之重，力度之大，似乎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就在他们出拳便能击中的对面站着呢。而东虹中学的党支部里更是通宵达旦灯光通明，人影幢幢。仿佛党支部成员们都在面对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研究如何打赢一场能够解救全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的伟大战役一般。于是，她便笑。她说，他们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工人，农民，“好八连”战士，老校工胡伯，来作形势报告，来作忆苦思甜报告，来作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报告，他们把戏愈演愈逼真，他们同仇敌忾，他们刺刀上插；他们摸不着美国人的屁股，倒逮着了现成的两个目标，那便是你与我。（她再一次幽默地笑了，神态轻松，仿佛她不是在谈论一个严酷的时代，而是在讲述一幕荒诞剧里的情节。）那时候的政策，表面上是不可以歧视出身不好的子女的，但实质的掌握上当然不会是那样；于是他们便来一个话中藏话，瞅东打西，说这指那。他们说，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反动的意识形态就存在在我们的四周，时刻准备来腐蚀我们，来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