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和街上的纳凉人的嘻闹声和卖瓜人的叫卖声不断地传进屋里来。她从背后望着他，见他坐在一张藤圈椅中，藤圈椅搁在一张小方书桌前，而藤圈椅小书桌以及他自己都挤身在几米见方的用一座一人高的立式杂木书柜所间隔出来的一块相对独立的领地上。有一盏十五瓦的日光台灯打开着，白色的灯光笼罩着兆正的那颗正专心一致伏案创作的头颅。他穿一件汗背心和一条短裤叉，脚上拖一对交叉带的海绵拖鞋。几尺之外，一座十二寸的华生牌摇头扇临时搁放在一把折叠式的餐椅上，摇头扇转动着，风力掠过，从后面把他汗背心的宽大背带吹得一飘一飘的；还有他的那片密密黑黑的腿毛，也在台灯惨白色的余光之中颤颤悠悠。
她轻轻地掩上了门，将饭桌上的他中午吃完饭还没来得及清理的筷碗酱碟都朝一边挪了挪，然后再将自己带回家来的食品罐酒摆放了上去。她蹑手蹑脚地来到他背后，站定，看着他如何飞快地往方格稿中填入文字，填入自己的思想。完了，他搁下笔，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他拿起桌角上放着的一只保温式的凉茶杯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转过脸来，见到了正站在他背后的，全身的大部分都隐藏在了幽暗之中的她。
湛玉想，她当时的脸部表情一定是满含着一种笑了，一种兴奋的神秘的笑。兆正第一时间就猜到了，他说：这是真的吗？在这黄昏的光线中，他的那对乌黑乌黑的眸子深邃悠远得就像是一条没有尽端的巷弄。她使劲地点了点头。他一把拥抱住了她，他在她的耳边热切而深情地反复说道：“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他的声音遥远含糊朦胧得有点像是一种梦呓。
一个月之后，他们便搬到那套二室户的工房里去住了。
又过了半年，他们有了女儿秀秀了。秀秀生下来之后，他们又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就是现在仍跟着他们的这一个——专职洗炊打扫和领孩子。他们让保姆与孩子睡一间，他俩睡一间，于是，他俩便有了属于他们两人世界里的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而且，现在客饭厅是客饭厅，厕所厨房是厕所厨房；他们又将主卧室的室内露台用铝合金材料封闭起来，变成了一间与睡房能直接相通的阳光书房。白天，湛玉上班去，兆正则在阳光与书堆间从事他那份名成利就的职业；傍晚，湛玉回家来，常见到的一幅人生景像是：兆正站在老工房的公用的门廊口前等她。周围邻家的孩子和主妇们跑进跑出叽叽喳喳，但他却笑盈盈的，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她远远向他走来的姿态，不发一言。每逢这种当儿，她便知道，这是他一天创作进程顺利时。他们便索性不回家吃晚饭了，就近找家干净一点的个体小饭馆，坐下来，叫一札生啤，一碟炒鳝糊和两碗宽汤肉丝面什么的，吃得热乎乎晕陀陀的再回家去。他们很默契地，甚至可以说是合谋了地，将女儿和保姆提早轰回自己的房中去，熄灯、就寝。他俩有他俩自己的亲热方式，她老喜欢先去香喷喷地洗个热水澡，然后，换上件宽大腰带的浴袍，完了，再与他一块儿坐到客厅电视机的矮柜前的那张三人长沙发上去。那些年，他俩做爱的频率一般一星期都有好多回，而且还需要一段相对从容的时间以及一个从客厅到睡房的宽畅的活动空间的。对于性生活，她有她的习惯。她的习惯是：要她来主导全过程，操控全过程之中气氛的上落和涨退，而不是对方。而他，偏偏又是个甘愿永久充当配角之人——其实，那种情形，从他自背后偷偷瞅她的少年时代已经开始。
对于这段时期他们生活之中的一切细节，湛玉都觉得很满足也很受用。其中的一条主因是：这能为她找到一种感觉；因为就感觉而言，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一样：这一切都是由她为他和为这个家所带来的。她很喜欢这种感觉，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她觉得兆正的成功之中毫无疑问地有她的一份子，她绝对有权来享受他的一切人生荣誉。况且，那种荣誉在当时来说，并也不显得比她自己的更光彩夺目多少。他俩相辅相成，在他们自幼就向往无限的文学天空中很有点比翼双飞的味道。
当然，旧居生活令她怀念的原因还不限于此。
那段日子，也正是湛玉自己在人生事业上平步青云的日子。从报社调去出版系统后不久，她的能力与才智便开始受到领导的重视。这还不说，最令她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偏偏以前从来就让她在学校和社会上最矮人三分的家庭出身不知从何时开始忽然变得愈来愈吃香起来了。再没有“剥削阶级”一说了，现在在民间悄悄流行起来的意识反倒成了“剥削有功，创造繁荣”了。人们说，以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什么那么繁荣那么富裕那么国际大都市化？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上海为什么又愈来愈变得清贫起来、闭塞起来固步自封起来？那还不是因为消灭了所谓“剥削阶级”的缘故？
这些话，她都听得很是入耳。
再渐渐地，甚至那些从来就最强调阶级立场与观念的党团干部们也都开始转向了。一般说来，他们对形势嗅觉的敏锐度总要比常人们高出若干百分比，他们是政治学科上相对成熟的一族。他们的集体转向是颇能体现出一种社会风向的改变的。如今，他们采用的手法通常是：先着手模糊自己以前曾无数次填入出身栏目中的三代劳动阶级的成份，说，他们其实在祖辈谱族上的某代的某个人也曾创业，也曾是个开过一爿半爿店铺的小业主，又说某某的某某不一早去了香港去了台湾去了美国？只是年久疏于联系（当然那些年的形势也不容你去联系），后来改革开放了，人家寻根寻了回来，大家这才抱头相认，泪眼对笑眼地认了这门亲戚，云云。如此说法，当然叫人真伪莫辨。而且说多了，听者麻木，信者也变得愈来愈稀少了，倒是湛玉，不用说，才是个大家一致公认的真货。这令到领导和同事们对她都刮目相看，更加眼露敬慕之色了，说，大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毕竟是大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大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就是与众不同，如此这般。
这些话，她听来就更加入耳了。
这样的人材，理应才尽其用。于是，她在出版社里的被重用就有点显得合情合理也颇合众望所归了。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人事障碍，她从编务人员，助编，编辑，副编审一路升迁上去，最后终于停留在了编辑部主任这个行政职务上朝前不动了。但她已很满足了，她连大学都没上过，而如今社里头的硕士生也有好几个。再说，这个不大不小的职衔，在一家出版
社来说，也算是个相当有实权的中层干部了，外面的世界她见不着，也用不着她去想象和操心，反正在本单位里，凡人见着她，笑脸与哈腰一类的姿态还是少不可免的。
这种形势至少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如此的。然后便到了89年，中国逼近了她那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
晚春的某一天，湛玉一早上班来到编辑部。她见到编辑部里人人都显得很兴奋，大伙儿围成堆，谈论着什么。连长病号也都赶来单位了；还有那些个平时在办公室里存在了等于不存在的木讷之人，现在也都站立在人圈的外一层，结结巴巴的，想插嘴，但又插不上嘴，急得脸都憋红了。湛玉感到好笑，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这些天来，谁都没有心思上什么班了。社会上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得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股飓风的成形处是在北京，准确来说，应该是北京城里的那一片广场上。广场上有一座纪念碑，开始的时候，纪念碑的四周堆满了花圈，有人在碑座前发表演说，有人写诗和朗诵诗。人群激愤了起来，于是，旋风的中心气压便一点一点地形成了。后来，飓风从广场刮上街去，刮遍了整座北京城，再从北京吹向全国吹来了上海。
湛玉从中感受到了文革初始，各校停课，各厂停工闹革命时的那股子猛劲。那是1966年初夏的事，她才十七岁。就像这回一个样，当时，每个人的心中扑腾着一种莫名状的兴奋，都以为改写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但后来，证明酿成的是一个空前的长达十年的历史悲剧。
这一次的结果会不会也一样呢？她相信不会：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
当然，从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首，一切已清楚不过。然而在当时，就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社会就像是一条被斩断了缆绳的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溜溜地打转。各单位在看市里，市里看中央，中央在看谁？没人知道。
湛玉整理着自己桌面上的文件和稿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她见到有几位同事正向她的桌旁靠拢过来，他们站到了她的办公桌前。下午，社里要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会后，再一齐上街去游行。他们要求湛玉也能代表编辑部在会上表个态，说几句。湛玉不语，但决心已经悄悄下定。
其实，在这之前，代表了人民先进思潮与社会超前意识的文人们早已在蠢蠢欲动了。他们在暗地里振臂激昂，在台底下磨拳擦掌已有好多年了。他们踏上红地毯，登上世纪讲台，他们呼吁说，先有了物质文明才会有精神文明，历史的脚步不等人哪，而只有纳入了国际大潮流的民族才会有自己真正的生存空间！这类话都说得很有感染力很有鼓动力，这类话换来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欢呼。
湛玉毫无疑问地认同和赞美这些观点。而她的自我感受却有点是跨于两者之间的：她当然是属于那千千万万欢呼人群中的一个；但她似乎也属于那一批批登上台去慷慨激昂中的某一个。她平时一般都很冷静、含蓄，也颇有克制力，但在那会儿，她真有点激动了。那天下午的员工大会，她一反常态地上台去，作了一篇措辞相当激烈的发言。她说，这是我们这代人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难道不是吗？它落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七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它落在了我们的父辈身上一样。我们的父辈摧毁的是一个腐朽不堪了的封建体制，那要等待我们去摧毁的又是什么呢？她没说穿什么，她只是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句，她认为这样的提法会更有力。
她的发言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她从讲台上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的双颊因激动而变得嫣红剔透，显得比平时更加光彩夺目。她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她觉得，只有在此一刻，她才真正走进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生命角色中。
但事情并不像湛玉，也不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发展。不久的后来，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北京学潮和政府平息学潮的种种举措。再后来，出版社里就有人提出也要同她来个秋后算账。而提出秋后算账者正是当时对她的发言报以最热烈掌声的人。但毕竟，群众的大多数还是讲道理的，而经过了文革洗礼后的领导也是有理智和理性的。他们都出面保她，说她也只不过是受了点社会上某种思潮的影响罢了，根子不在于她本人。再说，那次的发言，她也没说什么呀；她一贯积极上进，工作认真负责，品行又端正，她爱国爱党之情不容怀疑。如此这般，这才让她的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