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周围立即升起了一片附和的笑声。
接下去便又有点冷场了。于导说，走吧，吃饭去。我已经在“美林阁”预定了一间包房。又同我说，一块去。一共开来两部车，我坐前一部，带路；你与郝小姐和罗先生坐后面那一部。我说，谢谢。谢谢。高个子的于导便冲在前里先走了，扎起了的短短的马尾辫在脑后一跳一跳的。
我问莉莉，你们也来上海投资项目吗？
莉莉说，投什么资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情形。不就利用爹爹留下的那点影响和人事关系做些务虚性质的生意？如今的世道变啦，全变啦。变成了：老公要靠老婆，活人要靠死人哪，嘻嘻！
我，不禁瞠目。
大家边说，边走出机场大堂的自动玻璃门，站到了街上。“别克”车前一辆已经开走了，后边的那一辆眨巴眨巴着黄边灯正靠上来。我突然向莉莉说道，罗太太，很抱歉，今天我还是不去了，其实我一早已约了人了。
哪？
没关系，麻烦你向于导他们解释一下就是了。
就在别克车将车门打开的那个刹那间，我逃离了，如释重负。我知道，我的举止有点过分，也有点不太礼貌，甚至还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我只能如此。
两天之后，我才给湛玉去电话。她在电话线的那头一听是我的声音，便笑了。她说，早在盼你来电话了，但我知道，这次你来电话的时间一定会多推迟两天的。她没说原因，我也没问原因。她的过人的聪明和敏感从来就是毋庸置疑的。
我说，这一回，还是你来我这里吧。我住在波特曼酒店三十六楼行政套间的那一层。
她在电话里再一次地笑了，那好哇，她说，难得你这次会邀请我。我听到电话筒里有一种“咝咝”的呼吸声。她说，你，不想我么……
我说，想。当然想。我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生理反应由下而上，直冲脑门连心脏也开始剧烈地跳动了起来。我转了一个话题，我说，兆正，他在家吗？我想借机狠狠地给自己淋一瓢凉水下去。
对方的口吻马上平静了。她说，他去作协了，下午近晚的时候才会回来。于是，我便又有了那种手掌与手背在互相翻复时的感觉了。
一小时之后，我与她已经坐在波特曼酒店三十八楼的行政层住客的俱乐部里了。是一张临窗的双人座，有人在屋角的一架三角钢琴上弹奏肖邦，轻柔的乐曲笼罩了整个厅房。厅房不大，分内外两间，地上都铺着很厚的彩织地毯。内室里散散落落地坐着几桌人，两对老外，一对衣着华丽讲究的华裔男女，还有就是我和她了。一个金发女郎站起身来，她毫无声息地从地毯上踩过，去到外间。她从自选的糕点水果盘里取了几样东西，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个白衣金扣的侍者不知在何时已站在了我们的桌边，他身杆笔挺，一只手摆在身背后，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支用白餐巾团围着的冰镇过的香槟酒。“Please（需要酒吗）？”他说，他征询的目光望着我俩。在我微微的颔首后，他便将金黄色的酒液注入到我们的杯中来。接着，一个利索的收酒动作，他向我们微笑着，退后，离去；无声无息的就像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没被我们察觉到一样。
飘然的乐曲仍在继续，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翡翠绿云石台面的方桌的两边，一旁，宽银幕式的大玻璃窗落地，正面对着上海展览馆的整片绿化带，俄式宫廷气派的建筑群落散布其间；每一座金色的屋顶都反射着中午时分的阳光，光耀得有点让人睁不开眼来。再过去，便是蟠龙逶迤的延安路高架以及玉带环腰的内环线在某个灰意蒙蒙的城市的远处相交。整个大上海此刻就在我俩的眼底下毫无遮掩地铺展开来，高低错落，新老割据；就像是一片在阳光下的波涛起伏的海面，东西南北，一望无际。
这是一幅壮观的场面，那天中午，从波特曼酒店三十八层楼的窗口望出去，这是一幅摄人心魂的都市壮观图。
湛玉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她说，她太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了。我笑笑，没说什么。我当然知道她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但喜欢又怎么样呢？
我举起香槟杯，说，来，我们干一杯吧。她望了我一眼，也将杯举了起来。我们轻轻地碰了一下，在玻璃杯发出的一声悦耳的“”响中，我们各自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杯放下。直到这一刻为止，我俩谁也没向谁提及过莉莉与我在机场相遇的那件事。现在，她从桌的对面笑眯眯地望着我，她的眼神中调皮着一种浅浅的酒的醉意。她说，怎么样，不肯给人面子啊，大老板？
我望着她，不知为何，沉默了。我突然语塞，竟然想不出一个言词来答她，哪怕只是个敷衍性的答词也好。也许，我的想法带偏见，甚至还有点儿极端，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流向。对于那些存着心要将什么都往钱字上扯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有所图谋的；这更多的是一种手法，一种暗示，一种试探，一种隐喻，还不单是习惯与性格使然那么简单——这是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人和类文人们常会拥有的几个层次的内心世界，而最核心的那一层，有时，连他们自己也看不透；他们只是任凭着一种直觉和冲动来对事件做出言语和行为上的反应。
反感就从这儿产生了。
后来，我俩回房间去。我靠在床头上看电视，看一个新闻播报员播报新闻。播报员说，上海今年的外资流入总量又创新高；浦东新区建设如何日新月异如何人间奇迹。我听着盥洗间里哗哗的水声，湛玉进去洗澡已经洗很久了，但她还没从浴室里出来。在床的左侧是一间布置得十分精致的，摆放着一张桃木写字台的小小坐起间；坐起间与卧室之间的分隔是用一
圈虚设的阔条柚木板做装饰框的。从我坐着的位置望过去，能望见她进浴室之前除脱下来，挂在沙发把手上的外套、内衣和胸围，一双半高跟的露趾女鞋整齐地排放在沙发底下的地毯上。
这就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她，正静静地坐在那儿观望着我。我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光屏上去，播音员正在播出一条酷暑天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亲自前往大桥建设工地，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工人们送上消暑解渴饮料的新闻。有几张脸在欢笑，有几张扭曲，好像在哭——大约是太激动了的缘故吧？
浴室的门终于打开，湛玉穿着一件雪白的、胸袋上标有酒店LOGO的毛巾浴衣走出来，长发散披在她的肩上。房间里的空调打得很强劲，但她的脸仍然通红通红的，像一只透熟了的苹果。
她先在床沿上背着我小坐了一会儿，无言。然后便伸直双腿，也躺靠到大床上来。我们一起面对电视机，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新闻继续播放：郊县今年的收成势头一派大好之后便是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全国妇联主席以及有关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她怎么啦？我怎么啦？我们怎么啦？在这六尺半的特大双人床上，如此柔软的床褥，如此雪白的床单，如此香气四溢的枕套，在这片最适合做爱的场地，我们怎么啦？
不错，我已经说过，我们迟早会有那一天；但难道游戏刚开始就已经宣告结束？我不甘心，我想，她也不会甘心的。
我走下床去，先去关了电视，再走到窗前，将房间宽阔的落地窗帘给拉上了。窗帘是双层的，遮光型的，房间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中。我只是凭借着浴室门缝里还透出来的一缕光线，摸索着地走到她的床边，打开了床头灯。我尽量将床头灯的光线调得柔和，然后再去酒吧台上，倒了一小杯巧克力味的雪利酒，钳了两粒冰块放进去。
她一直无声地望着我干完这一切。我一边摇晃着杯中的冰块，一边来到她的床边上，在柔和的灯光里，她的眸子明亮如晨星。我将酒杯轻轻地放在了她的床头柜上，我说，这酒好喝，甜。她点点头，但并没去拿来喝。她的目光渐渐变得朦胧，变得散漫；她平睡了下去，一颗头颅将厚厚的一对枕头睡出了一个凹型来。她的长发散乱在四周。
我也回到了自己的睡位上，然后再侧撑过去，将她虚空地笼罩在自己的环抱之中。当我将自己的嘴唇向着她的嘴唇缓缓地俯按下去的时候，我听得她在我的耳边说道：我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不高兴。我说，是吗？
我不停地吻着她的嘴唇，她的脸颊，她的下颔；再一路吻下去，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她的手臂，她的腋沟。还是那股醉人的体香，现在更混合了一种茉莉花型的皂香。白巾的浴袍已经彻底松开，我将自己微微地撑高了几寸，以便可以俯瞰眼底下的这一片雪白的丘原和河谷；此刻，在台灯的光亮里，更涂上了一层秋熟季节的麦穗的金黄。她猛地一把将我拽倒在了她的身上，让我再一次地埋葬进她的气息里，淹没到了她的情欲中去。
是的，总会有一天……但，不是今天。
世界，从秀秀的眼中呈现出来
路就是这么走成的，走成了湛玉独特人生的一条独特之路。（其实，有谁的人生之路不独特，不惟一，不是不可被替代的？）在某个人生的道口上，你决定向左还是向右，表面看来只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一种情绪化了的决定，但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强大得你根本无法摆脱的生命的潜因在暗中主导你的缘故。而这，就叫命运。
于是，我便再次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中。当然，还有他，他并没有消失。湛玉这样想着，
抬起眼来，偷偷睨了正与她并排行走着的秀秀一眼。女儿似乎并没有留意她，她在母亲的一旁走着，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时而抬起脚来踢一块石子或一个空可乐罐。踢了几回，又都未能达到她的心理目标（她心中一定有一个无所谓什么目标的目标的），于是，她便朝前小跑了几步，将空罐又踢回来，然后再轻轻打横一脚，将它踢进了路边栽树泥地的一只凹坑里，这才算罢了脚。
湛玉紧走两步，赶上了站在泥坑边上等着她来到的女儿。女儿的眼睛不望她，仍盯着那只被她踢进了土坑中去的无辜的可乐空罐，她看不清她真实的脸部表情。她只听得她说，“那后来，后来你为什么就突然停下不学了呢，妈？”她提问的声音不响，指向也不明确，甚至连语调都带了一种介乎于问话与自语之间的不确定性。但她知道，女儿想要问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湛玉讲了已经有好多遍了，但就从未有一次提及过她为什么后来会停下不学芭蕾舞的原因。而秀秀听这个故事也听了有好多遍了，她从来扮演的就是一个忠实听众的角色。她知道，母亲只是想一遍一遍地讲，尤其是当她有情绪的时候。当她讲够了，心情也就差不多平复了，心情平复了，自然也就不讲了，如此而已。惟独这一次，是个例外，秀秀不想问，但还是问了；想问但又没有问清楚。
湛玉听得十分真切，瞬刻之间，她已从纷乱的思绪中滤出了一切往昔记忆里的细节。她飞快地调正着自己的思路方向和情绪曲线，但她还是决定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一辆公交车（如今流行地称作为“巴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