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至少来说，他是表哥学校里的一位同学，所以便对她构成了某种吸引力？
她一步跨下人行道，一辆自行车正好从幽暗的树冠下向她驶过来，摇响了一长串铃声。于是她又急忙缩回腿来。她终于还是没过马路去，没去实现她的那股莫名的心理冲动。
雨萍拖着腿回到家中，心情沮丧得几乎有点儿想大哭一场了——于她，这是很少有的事。多少年后，当她第一次隐隐约约从姨妈那儿听说兆正表哥最近与他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有如何如何往来的时候；或者是那次街道学习班上，我俩板凳并排板凳坐在一块，她主动问起我些什么，而我又做了些不着边际的回答时，她都几乎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就肯定：所谓她，就是她。就是那位仲春之晚与一个男生一同站在东虹中学的校门口的漂亮的姑娘，她们是同一人。当然，后来当雨萍在表哥家中再遇见这位少女时，那已经是过了好多年后的事了。少女的面貌免不了又有了不少的改变，但那股子诱人的气质仍在，而且仍很美。
雨萍从小到大都没这么做过，但这次她忍不住这么做了。她跑到换衣镜跟前，在镜中很仔细很仔细地端详起自己来。她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除了两粒可爱的唇角涡之外，她从哪一点上都无法与那位少女相比。于是，她便立即理解她的表哥了。她甚至觉得，以表哥的才华是应该与这么样的一位少女相配的。但她恨，恨她自己；她赌气，她同她自己赌气。她愈想愈气恼，她再不愿在心中去将那位少女想象得太美了，她抗拒这样做。她告诉自己说，其实，那个女的，也“并不太怎么样”。
从此，“那个并也不怎么样的女的”便成了雨萍口中对湛玉的称呼。
是的，存在在雨萍遥远记忆中的那个站在黄昏校门口的男生就是我。几十年后，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我们香港住宅的露台上时，我俩不止一次地谈及过此事，但总会在到达某一条界线时，止步不前了。我俩心照不宣，也从没互相说穿过，却让各自的心中都保存着同一个谜语的不同答案。
这样做，我倒是觉得蛮有味的，有一种含蓄人生的意思。至于雨萍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当然，作为小说的作者，我绝对有权对她的内心进行某种心理探讨，我经常这样做，经常对我小说中的人物的举止行为与心理状态做出类似的处理；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想。
雨萍终于从屋角处的躺椅上起身了。全屋里都乌沉沉的，连天花板上的灰白反光都消失了。落地的趟门仍然敞开着，夜风愈来愈大，两条给拴住了的白色的尼龙纱帘被鼓吹起来，像两个不安的灵魂，在这黑夜的背景上，忽忽地飞舞。
但是，露台之外的天空还是有亮光的。非但有亮光，而且还有色彩。这是一种橙红色的云层反光。因为此一刻的港九市面正处于一天中最辉煌的时分，距离露台几百米之下的整座香港岛和海对面的九龙半岛上火树银花，车流滚滚，就像刚出炉的沸钢水，流淌着，在这片土地上，从四面八方支丫开去。
但这种都市的繁华只是一种景观，流动的却是另一种无声的景观。至少对于这么一座位于山势顶端的大厦来说，它们便是这样的。宁静统治着这里的一切，除了风声，还是风声；其中夹杂着的是几粒秋虫唧唧哦哦求伴的叫唤声。
雨萍在躺椅的边沿上小坐了一会儿，她还没想出现在她应该去干些什么。菲佣房中的电视机声已告平息，想必人也上床睡去了。都什么时候了？或者她该去厨房弄些东西来吃了，但她暂时还没饿的感觉。
雨萍趿上拖鞋，走下躺椅来，她慢慢吞吞地向房间走去。她还是克制不住地想去做一件事。摆放在酒柜上的那只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镀金台钟开始用清脆的敲打声歌唱了，它唱来唱去，还是那两句法国童谣，它告诉雨萍说：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四十五分。
她走进主卧室，打开了一盏床头灯。卧室很大，微弱的灯光只是更显出了它的宽大和幽深。她又去将那件毛衣找了出来，她先将它摊在手掌上端详了一会儿，里里外外地摸了摸；然后就把脸蛋凑了上去。每次都是这样的，她还能在毛衣上嗅到那股残留的气息：这是家乡的气息，这是童年的气息，这是他以及她自己的气息——惟这最后一点，可能只是一种幻觉而已。
她好像听见客厅里有什么动静了。她放下了手中的毛衣，细细地辨听了一下。是电话铃在响——是的，是电话铃。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客厅去，除了两片隐约飘动的白纱窗帘之外，客厅里一片漆黑。她向电话机的方位摸索着地走过去，但她想，对了，我不是应该先去将大灯打开吗？于是，那座六十盏烛头的巨大的水晶灯便刹那间大放异彩了，让整座客厅于突然的一刻沉浸到一片光明的海中去。强烈的光线刺激得雨萍的眼球都有些疼痛，但她全然感觉不到这些，她眯起双眼，望着那架电话机，不错，它正响个不停呢。在这座隔世的大宅里，它似乎是一种来自于外太空的讯息。电话机摆放在一张半月型的精巧的机桌上，机桌靠墙而立，机桌的一旁摆着一张专门给接听电话的人坐的丝绒的靠背圈椅。雨萍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拎起了话筒。她的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她对话筒说：“喂——”
宝大西餐馆里的白老师以及谁
湛玉母女俩从餐厅出来后，便走上了复兴路，现在她们又从复兴路拐上了一条偏静的横街，她们居住的那座公寓就位于这条街上。她俩经过一个街角位，黄澄澄的路灯的灯光照射下来，灯光里站着几个从农村来上海的小女孩，她们各自的手中都握着几枝带塑套的玫瑰花。每次见到有一男一女形同恋人的路人经过时，她们便会一齐跑上前去，纠缠着兜售她们手中的玫瑰花。这也算是二十世纪末上海市容的一道风景线了，如今，户口制度已名存实亡，只要有生存能力，谁都可以盲流进大城市里来一试机遇。男的女的
，年轻力壮的可以干地盘
干散工干饭店女招待干脚底按摩室的指压小姐，小一点年纪的就干这一行。一般说来，她们都会有一个成年人的头领，她（或他）就藏身于一隅不至于会让这些小女孩逃逸出其视线范围去的地点，等待着她们将乞讨或兜售所得的利益一一上缴来。
母亲站定了。这是秀秀已朝前走出了相当的一段距离后才发现的。她又掉转头走了回来，她发觉母亲正在留意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秀秀站在母亲的身边，望着母亲在望着那个女孩时的投入而又专注的神情。
这一刻的湛玉，其实，又有些在梦里的感觉了。在梦的那一端，她也还原成了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了。她一个人站在淮海路上，四下里环望，周围车来车往，行人匆匆，但她却如此慌恐，如此彷徨，如此孤单无援！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前隐隐地又出现了那种深棕色调的护墙板和幽暗灯光了。这回她看清楚了，这是宝大西餐馆的咖啡情侣座。莉莉不在她的边上，不在。有一两对男女挽着臂膀从她的身边经过，进店里来或从店里出去，走到了外面阳光充沛的淮海路上去。穿黑色外套黑西裤和戴黑领结的餐厅侍者托着托盘走过，他梳着一头乌黑溜光的发型，雪白的府绸衬衫被烫熨得一丝不皱。他在一张卡座的方桌跟前停下来，端放下了两杯咖啡后便离去。她于是便见到白老师了，他正背对她而坐。这是一张高背的棕皮双人座位，白老师坐外座，他的一条胳膊和少许背部露出在座背之外。但湛玉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没见到她。他当然见不到站在他背后的湛玉。事实上，湛玉与白老师也刚分开了只有一会儿，这天她和莉莉从舞校离开时，白老师已借故提前匆匆先走了。而自从白老师带她来过这家西餐馆一趟后，她便记住了这个地点。她自己也悄悄儿地到这里来过好几回，她不吃西餐也不喝咖啡，她只是来看看，她很喜欢店里的那种情调。每回，都是莉莉先下了车，她再“叮当”多一站下车来，这次也一样——她不愿莉莉知道她的秘密。
湛玉朝着白老师的背影走过去，她也说不上她想干嘛。她看见白老师的另一条胳膊是朝里伸出去的，好像在内座位上搂抱住了什么人。他整个人的重心都朝那个方向上倾斜了过去，他的脸以及脸上的一切器官：眼、鼻、嘴和唇也向里侧着，像是在与谁全情投入地干着一件什么事。
她想再看清楚一点什么，甚至在四十年后的现在，当她与秀秀一同走在回家去的那条横街上的时候，她都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她什么也看不见。内座上的光线很暗很暗，有一条湖绿色的泡泡纱长裙的裙边在飘动。但立刻，她前行的步子停住了，然后，她畏缩着地朝后退去，仿佛占据那张棕皮的高背卡座位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条巨大的蟒蛇！她后退的脚步愈来愈快，愈来愈急了，她感到她的背脊重重地撞在了谁的身上，是那个乌发光溜手顶托盘的侍者，他大声地“哦！”了一句，而她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便索性奔跑了起来，这一次，她是朝着西餐馆的那扇转环型的大门口的方向跑去的。
她从大门间旋转了出去，外面的街上，夏日的阳光明亮而猛烈，她却站在街道的中央，望着人熙人攘的马路呆住了。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他约莫三十多岁，一张望着她的脸几乎都让一种笑眯眯的表情给占据了。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线，他向她走来的时候，身体已在开始朝前倾斜了下来，以便当他来到她的面前时，就已经能弯下腰蹲下身来和她一般高低地对话了。
湛玉早就认得这个男人了——以前曾有一两次在街上遇见过，他也会蹲下身来，逗她，与她说些无关宏旨的孩子的话题。在她生命的那个阶段中，这类说不太清动机的陌生男人曾出现过好多个。但她都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邪意，他们只是禁不住地喜爱她那模样而已。她并不害怕他们，不害怕他们就如今日的一只广场白鸽不会害怕前来给它喂食的人会捉它去或者伤害它一样。但这一次，当她一眼见到了这个男人时，她就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给攫取了；她望着他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过来的模样，突然高声尖叫了起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她叫了些什么和为什么会叫的。她只见到周围的路人都转过了脸来，更有几个人朝她这边跑过来。她见到他——那个男人的脸色骤然转成了煞白，他一脸惊恐地向四周环望。
就剩下这么一瞥之间的记忆了。这是一片梦的黑白背景，有一些什么在晃动，而她只记得，她飞快地掉过了身去，朝着马路的一个相反方向，没命了似的向前奔跑了起来。
那天，当湛玉回到虹口的自己家里时，母亲已经在家中了，她的那件湖绿色的泡泡纱连衫裙就搁在椅背上。父亲也在家，夏天的傍晚，他刚洗完澡，吹着口哨从浴室里走出来。他满脸红光，裸露的肩上搭着一条宽大的白浴巾，身上还散发着一股五洲牌药皂的余香。他问
湛玉说，你怎么啦，孩子？脸色这么差，病了吗？他用手探了探她的额头，说，啊，真有点发烧了呢……
她躺在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