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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官员所聘请的师爷人数并不相同──如果他本身才干较强，或治下地区事务清简，往往只聘刑名、钱谷两席，甚至只请兼办刑名、钱谷的一位师爷，合称“刑钱师爷”。如果官员自己才干不足，或治下地区事务繁剧，就要多请几位师爷。更甚者，有人还将幕友事务再加分割，另立名目，再聘专人。如在“刑名”之外又分出“案总”，“钱谷”之外分立“钱粮总”，“书启”之外另立“红黑笔”（或朱墨、朱墨笔）等等。而幕友也往往自请或推荐一两个副手帮忙。所以同是州县衙门，“剧者需才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
年薪千两，胜过教书匠
各类幕友的束修数额相差很大。前面提到倪廷珠自称岁修一千两，虽然小说并未明确说明他是哪一类幕友，但从这个岁修数目来看，他不是刑名，就是钱谷。因为刑名、钱谷的事务最为重要，所以束修也最高，一般都在每年一千两左右。如《佐治药言》提到刑名、钱谷“月修百两”，“岁修千金”。直到清末，人们仍称：“刑名、钱谷二宾，岁馈必得二千金。”（《清续经世文编》卷二十二）两人两千，则一人一千。
刑名、钱谷以下的几类幕友，束修要少得多。《佐治药言》说：“幕中数席，惟刑名、钱谷岁修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该书作者汪辉祖在乾隆十九年二十五岁时，首次独自应聘为常州知府胡文伯的书记，不过“岁修二十四金”。但是相较于落第读书人的另一出路──当私塾教师的收入来说，幕友收入毕竟丰厚得多。
《儒林外史》中，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未考取生员“入学”，在私塾教书，“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处代饭（搭伙）”。每日二分合每月六钱的伙食费付掉后，周进只剩每月四钱银子零用。除正式束修外，开学第一天学生所送的“贽见”（见师礼），“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二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若周进不是个老光棍，一家人非饿死不可。
官员正俸不够支付
另外，各地区幕友的束修也多寡不一。据清人笔记记载，“幕友脯修，滇省最腆。大缺或至千金，至简者亦必五百”。而某些富庶地区，束修更高，“如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
前面已提到，幕友束修是由官员私人支付的。几位幕友的束修加起来，主人就要支付两三千两银子。而清代一位县官按其官品（正七品）所得的正俸每年才四十五两，甚至朝廷重臣一品官的正俸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而已。虽然州县官在正俸之外还可按官职等级、任职地区好坏（肥缺或瘦缺）支取“养廉银”，一般为几百两到一千多两，但这些正常收入加起来仍不够支付幕友束修。
清廉知府，年收十万
实际上，清代官员的收入主要是靠种种“陋规”。比如征税时，把百姓缴来的零碎银块熔铸成五十两一个的标准银锭时会有些损耗，这时就可向百姓多收银两，称为“火耗”。而把征收来的漕粮集中发运时，也有仓储、运输上的损耗，同样亦可向百姓多征粮食，称为“羡余”。上述两项合称“耗羡”，从来就没有法定标准，全凭各地衙门按“老规矩”征收，所以叫“陋规”。
耗羡常占正式税收的5％到15％，照例可以由州县官公开收为己有。明代法律禁止耗羡归官员私人所有，而清代统治者较为现实。康熙皇帝曾公开承认：“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雍正时实行“耗羡归公”，规定州县官取火耗合法，是为“养廉银”，并划定火耗比例。可是州县官当然不会只按法定比例收取火耗。况且除了耗羡之外，还有种种“陋规”。例如清代一般州县官每年弄上个一两万银子，并不算“贪官”。而知府除了本身收入外，又有下属各州县官的“孝敬”，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各省督抚仅完全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左右，再加上种种陋规及下级的孝敬，每年总有十万两左右银子的收入。
以请幕友为名搜刮钱财
因此，官员付给幕友的束修主要是从这些陋规收入里拿出来的，名义上是私人的银钱，但实际上还是民脂民膏。不过这笔钱毕竟还算用于办公事，所以清朝统治者才默认种种陋规有存在的必要。当然，束修只占官员陋规收入的一小部分，即使“清廉”的州县官，也不过拿五分之一左右来支付幕友。太平时期这样做久已成习，到了清朝末年，吏治愈坏，贪风日盛。同治二年（1863），景其浚上疏称：“一署之中幕友常需数人，岁縻二三千金，俸廉全给，非十分俭竭，犹恐不敷日用。”于是，地方官以请幕友为名拼命搜刮，终究激起民怨沸腾，而“天下之贼（指太平军、捻军等）无非天下之民，民何以为贼？官驱之也”！（《清经世文编四编》卷十四）
第二章学有专精的智囊团
首席刑名师爷要专精刑名法术，像法官又像律师；第二号的钱谷师爷必须是财经专家。没有真枪实弹，当不了师爷。
清朝的官员几乎都是未经任何施政训练就被派到某一部门任职的。与此相反，师爷们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学有专长才可能被聘用。而师爷要学习的学问称“幕学”，或者叫“幕道”。
另外，清朝州县官员主管的事务极为广泛，举凡近代的行政长官、法官、警察、财政税务官、验尸官、教育专员等身份统揽于一身，非“全才”不能胜任；而幕友之长则在“专攻”，各类幕友都有专门的幕学，要经一定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
掌理司法事务的师爷
幕学中最难学的是刑名。一般来说，幕学往往专指“刑名法术”之学。刑名幕友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如何批示呈状、分析口供及证词、正确运用法律条文等，都是一门学问。所以刑名法术之学大抵与近代的应用法学有相似之处。
刑名幕友束修最多，在诸幕中居首要位置，想学的人也最多，不过学习时间亦最长。如前面提到的江南名幕汪辉祖，入幕时是做书启，后来“见入幕诸君岁修之丰者最刑名”，于是就在公事之余，虚心向刑名师爷请教。好在他的东家常州知府胡文伯是个好官，“自奉俭约，过于寒士，无声色嗜好，无游谈狂语”，谨慎自持，下属誉为“三世佛”，办事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考虑周到。他尤其奖掖后学，见汪辉祖想学刑名，非但不斥之为“不务正业”，反而给他创造机会，遇有案件就让他参加讨论。胡文伯的刑名师爷是诸暨人骆炳文，也能推心置腹地指导汪辉祖。汪辉祖在胡文伯幕中六年（三年常州知府，后迁苏松粮储道），一直见习刑名。六年后才出而应聘为专门的刑名师爷。
汪辉祖是在业余自学刑名，所以用的时间比较长，而如果是专门从师学习刑名，那学习时间可以缩短些。一般而言，随师学习三年，就可掌握刑名法术之学。如《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说：“习名法家三年，能佐郡邑治矣。”
学徒久当，出师不易
当然这也要看学习者本人的才能如何，并非人人都可出师。因为刑名幕友在幕中坐第一把交椅，其他幕友不能处理的事务，刑名师爷都要予以指点。一般来说，刑名幕友可兼其他幕友事务，而其他幕友不能兼刑名事务。若以扑克牌来比喻，它就好比是“牌九”，学习时得在单纯的刑名法术之外兼学其他，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佐治药言》中专列有“勿轻令人习幕”一条，汪辉祖在这一条中说：“亲友之从余习幕者，余必察其才识，如不足以造就刑钱，则四五月之内，即令归习他务。”乾隆初年另一位有名的苏州师爷万枫江，长期在直隶各州县作幕，在告老还乡后所著《幕学举要》中也说：“入幕本领原非容易，必胸怀高朗，气力明通，参观事变有素，然后可当一面。”而清末名幕张廷骧（也是一位苏州师爷）在编辑《入幕须知》后，自附《赘言十则》，其中称：“自古全才难得，习幕而可以佐人者，约有三等：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通达者，上也；人品谨饰、案例精熟、笔下明顺者，次也；人品不苟、案例熟练，而笔墨稍逊者，又其次也。故凡有心习幕者，当先自是其材力而后从事于此，卒不至自误生平。”由这些幕学大师的评论可以得知，刑名师爷不是想学就能学成的，要拿头等束修并不容易。
专司会计财务的师爷
钱谷幕友的专职在会计，所以钱谷幕学也是一门专门学问，与近代财务会计学有相似之处。首先，他们被要求能打得一手好算盘，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见习，才能熟悉复杂的赋税征收及财政税务核算上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陋规惯例。另外，习惯上有关土地、钱债之类的单纯民事案件及税务纠纷，都由钱谷幕友帮助官员处理，因此钱谷幕友也要熟悉法律及例案。一般来说，学习钱谷幕友亦需经两三年的见习培训。
找自家人当“秘书”
书启幕友学问有限，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了。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说：“书启一项，凡略通文义者皆谓胜任愉快。”一般科举功名不就的读书人转入此道较为顺利。不过起草政府公文及官场应酬书札文字与写八股文不同，也要略经见习，才能充任这一与近代“秘书”职务相当的师爷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地方官员的书启师爷往往是自家亲属，且一般都是母系或是妻亲方面的亲属，如外甥、表弟，或小舅子、连襟。汪辉祖最初入幕，就是跟随舅舅王坦之。王坦之当时任金山县知县，所以汪辉祖在衙中帮舅舅处理一些公文、信件，做了两年的师爷。但因他身份是甥少爷，并不独当一面，故于政务则“懵无知识”。两年后王坦之辞职，向老友胡文伯推荐自己的外甥汪辉祖。由于胡文伯喜欢汪辉祖写的骈体文，才收下这个初出道的青年书启。陈毅的外祖父黄福钦在捐得湖北利川县建南巡检后，便把女婿（陈毅的父亲陈昌礼）一同带到任上，帮办文书。而陈毅就在衙门里度过童年。（见《陈毅传》）
不过在府、道以上的衙门里，书启师爷的地位要更高一点。据浙江师爷金安清的说法，在康乾盛世年间，官场注重文字，贺禀、贺启的书写都要求很高，非得“骈俪绝工”不可。府道以上衙门会重金聘请书写四六骈体文的高手为书启或书禀幕友，束修有高至每年一千两银子的。这种师爷就不是等闲之辈可以充任了。
其他类型的师爷
其余的幕友并无专学可言，仅征比一席要经一定时间的见习，且往往由习钱谷火候未足者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