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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和我同岁，比我大六个月。我们有很多经历相似。比如，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当红卫兵时，他成为嬉皮士，在耶鲁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跟着造反了，后来再也没回去。他在美国的造反派中是温和的，按我们当年的标准应算“逍遥派”。他四处游荡，借浩荡之东风，抒个人情怀。
九四年春天，我们去位于长岛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朗诵。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游荡到这儿，临时顶替朋友在一家学生报纸当编辑。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为发现青春的旧址而惊讶。经过图书馆时，他的脸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当年造反派正准备焚烧图书馆时，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热的学生们宣讲书的重要，终于扑灭了那场烈火。很难想象，怀疑主义者艾略特当年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样子。在他保卫纽约大学的图书馆时，我正和朋友爬进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图书馆偷书。姿势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
我曾向他建议，作为同龄人，我们应合写一本书，按年份写下各自的经历。
大概出于对大火的记忆，他对革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两年前，在以革命和诗歌为专题的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黑人诗人在演讲中，盼望着革命大火为诗歌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艾略特冷冷地反驳说，革命大火只能烧死诗人，摧毁良心，制造血腥的悲剧。他举了俄国和中国的例子。为此艾略特受到众多的攻击。一般来说，美国诗歌界派系虽多，但各自为政，很少染上我们中国文学圈子以骂人为生的毒瘾。算艾略特倒霉，这恐怕和他的怀疑精神和冷嘲热讽的态度有关。四年前他编了一本反学院派的美国当代诗选，很多诗人都认为这是美国诗歌界的大事。而一个他过去的朋友反目成仇，攻击他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还骂他心胸狭隘，企图摧毁美国诗歌传统等等。把正戒烟的艾略特气得七窍生烟。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种族主义者？这在美国是他妈最大的帽子，可以被送上法庭……”
我和艾略特属于同一家出版社。每次我去纽约，我们的老板“狐狸”（Fox）女士总是请我们共进午餐。那在纽约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我们通常坐在窗口，可以看到匆匆的行人。杯子闪烁，刀叉叮当作响，我注意到纽约某些不变的东西：同一时间，同一家饭馆，同样的甜点和话题。饭后，艾略特总是约我到他家坐坐。从出版社到他家只有几个路口。他的活动半径约一英里，买报纸、散步、看朋友、去饭馆，都大致在此范围。他是我惟一见过不在大学混饭但生活悠哉的美国作家。他的上层建筑是建在他妻子尼娜家族的经济基础上的。他的岳父曾是金酒制造商。尼娜温柔、漂亮，在《纽约时报》搞摄影。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前不久我和艾略特在香港参加诗歌节。有一天朋友开船带我们出海，远离都市，在一个小岛附近抛锚，再搭舢板来到一片白色沙滩上。那天风和日丽，我和艾略特赤脚在沙滩上散步、捡贝壳。他突然对我说：“一个好父亲不可能是个好作家，而一个好作家不可能是个好父亲。”他给我举了些例子，头一个就是帕斯。而他自己，太爱孩子了，所以成不了好作家。我试着反驳他，因为反证也很多，但一时记不起来了。我想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一直有这种焦虑，恐怕也是每个作家的焦虑。其实孩子与作品，父亲与作家有某种对应关系，而且恰好在写作边界的两边。孩子与父亲在一侧，作品与作家在另一侧。一旦交叉，如孩子与作家、父亲与作品在一起就会产生某种紧张。
我昨天在电话里告诉艾略特，我正在写他。他警告我说：“别说我坏话，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们虽相识多年，对我来说他还是有点儿神秘莫测。他很少谈自己。对于一个生命，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时觉得他像个旧时代的骑士，怀旧、多疑、忠诚，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带有完成某种使命的隐秘冲动。
艾略特，纽约人，生于犹太家庭，上到大学一年级。他写作、翻译和编辑。他不信教，恋家，反对革命。
第一辑 空山克雷顿和卡柔
我们干杯。克雷顿半敞着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们这帮家伙吃喝玩乐，老子苦力的干活，晚上还得教书！”他笑眯眯地说。我们相识三年多，却好像相识了一辈子。刚到美国，就是他们两口子到机场接我。最初的同事关系很快变成友谊，后来差不多算得亲戚了。克雷顿今年六十二，长我十四岁。按辈分该算我的“美国叔叔”。后来我搬到加州，他们很难过，直到现在还对别人抱怨：“北岛为了加州的阳光，抛弃了我们！”
克雷顿是诗人。美国不少当代诗歌选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国，要说你是诗人，别人都会离你远点儿，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毛病。不过现在境况有所改观。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增设创作课，就像张大网，把社会上漂游的一帮诗人捞上岸来。一条“鱼”名叫克雷顿，九年前成了东密西根大学的诗歌教授。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认为这样会毁掉美国文学。“胡扯！”克雷顿瞪起眼，“说这种风凉话的家里准有遗产。没有创作课，我他妈现在得在洛杉矶开出租车。”
克雷顿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屠宰场工作，母亲操持家务，生活与文学绝缘。他还记得有次过生日，母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想了想说，一本诗集。母亲大吃一惊，但还是照办了，买下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书。他至今还记得母亲拿着诗集那惶惑的表情。怀着对诗歌的向往，克雷顿离开了母亲，上大学，写诗，翻译，办杂志，教书，参加反越战运动。怀着对诗歌的向往，他离开了美国，浪迹天涯，在秘鲁、墨西哥、日本和法国住过。
克雷顿年轻时长得像吉米·卡特。七十年代末，他、卡柔和一位捷克朋友在布拉格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待账单送来，比他们预想的要贵得多，原来鱼是按每一百克算的。他们和老板吵了起来。克雷顿突然说：“好吧，你们竟敢欺骗吉米·卡特的侄子，咱们走着瞧！”老板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道歉，并找来贵宾签名簿。克雷顿签名时，那位捷克朋友吓得脸色煞白。
卡柔则是个地道的纽约人，而且是在纽约的工人区布鲁克林长大的。她年轻时的疯劲是我从他们对话中的只言片语猜到的：离家出走，吸毒，在大街上酗酒——六十年代可爱的“左派幼稚病”。卡柔风韵犹存，一看就知道她过去是个美人。她学过美术，搞过广告设计，做过首饰，现在帮克雷顿编杂志。卡柔聪明、敏感、有主见。但这么说很难概括她。她是个特殊的女人，以至似乎什么都不干，也用不着干，并对一切都百般挑剔，从诗歌到小吃。幸亏克雷顿混上个教授，可让卡柔慢慢地品尝生活。
卡柔的生活只限于室内，一到户外总有麻烦。不是扭伤了脚，就是跌断了指头。前年秋天，我和卡柔带我的女儿出去买冰淇淋。刚经过草坪，她就被一只大黄蜂螫伤了。那是一次警告，我想卡柔此后更加强了足不出户的决心。
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此前双方都经过婚姻的失败。卡柔告诉我，克雷顿头一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宴会上，他拎着一块淌着血汁的烤牛肉穿过雪白的地毯。依我看，这一印象纯粹是审美的，像克雷顿在白纸上写下的一行诗。
享受生活，佳肴和美酒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回，他们请我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吃晚饭，点了俄国鱼子酱和法国香槟酒，三个人花了快四百美元，差点儿把我这个平时只吃糙食的噎在那儿。轮到我请客，他们也绝不会客气，点得我心惊肉跳。当然，教授的薪水怎么也顶不住这样的开销。于是他自立炉灶，跟菜谱学艺，法国菜、意大利菜，几乎样样精通。
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是他们家常客。傍晚时分卡柔掌灯，克雷顿系上大围裙，在他们家设备齐全的厨房里忙开了。程序之复杂，一点也不亚于中国饭。在他们的感化下，我的中国胃，也终于能欣赏别的饮食文化了。我有时提前打电话，告诉他想吃某一道菜，他干脆答道：“我这不是饭馆，没有菜单。”
喝葡萄酒可是一门学问。年份、产区、厂家之类的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品尝就得靠经验与悟性了。我跟他们专门去了趟加州著名的产酒区——那帕尝酒。尝酒是免费的。他们两口子满脸虔诚，一边和酒厂的专家用复杂的术语大谈颜色、味道和口感，一边把酒含在口中，念经般咕噜良久才吐掉。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却一口咽了下去，尝不了几种酒便天旋地转起来。
如果说克雷顿是个酒鬼，应该不算过分。尤其有朋友来，他总是喝得太多，一瓶一瓶地开下去，越喝话越多，越说越没边，进而转向肢体语言，放上他喜爱的爵士乐，手舞足蹈，巨大的影子在墙上转动，像动荡的夜。他们也常带我到别的酒鬼朋友家做客。回来在车上，克雷顿总是发表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富于哲学性的演讲，每次都被我的鼾声打断了。
克雷顿脾气不好，说话太直，朋友多，敌人也不少。他出版了一份诗歌刊物，以前叫《毛毛虫》，后来变成《粉蝶》，苦心经营了十五年，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诗歌刊物之一。他口无遮拦。比如在退稿信里劝你改行，这无异于劝一个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诗人去自杀。好在美国诗歌界营垒虽多，但中间地带开阔，极少互相交火，诗人之间最多老死不相往来，用不着恶语相向。
让我佩服的是美国作家普遍的敬业精神。克雷顿除了教书，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翻译、编辑和做研究，从不知疲倦。他是法文和西班牙文诗歌的重要译者，曾因翻译秘鲁诗人瓦耶霍的作品而获国家图书奖。瓦耶霍的诗以晦涩著称。克雷顿为此专程去秘鲁，花了三年的时间译完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
我和克雷顿酒后常玩语言游戏。我的英文不好，往往会听错他的意思，这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从一种含义转成另一种含义。有一次，我请他帮我们杂志的英文选集起个名字，他顺口引用了美国诗人庞德《诗章》里的句子：“恶运与丰富的酒。”“丰富”（abundant）在英文中发音和“放弃”（abandoned）很接近。让我给听错了，将错就错，这本选集就成了《弃酒》。
待书出来了，我送给他一本。卡柔喜欢这个名字，他不。总而言之，那是隐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同意，酒是不该放弃的。我们干杯。
第一辑 空山异乡人迈克
我刚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说：生命是坟墓上的舞蹈。让我们相见。你的美国叔叔迈克（Michael）。”明信片是张带有怀旧情调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着一朵野菊花。上面印